中美两国在争些什么？

中美贸易战从开始就注定是一场持久的拉锯战。中美两国基本上主导了上世纪80年代之后数十年的经济全球化。很难想象，如果中国的邓小平没有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而美国没有发生里根革命，全球化在此后的数十年会如此迅猛。也正因为这样，中美两国的经济很快就发展出一种高度依赖关系，这种关系曾经被一些美国学者称为“中美国”（Chimerica），中国的一些人称之为“夫妻关系”。贸易战发生之后，很多人根本不相信关系如此紧密的两个经济体会脱钩。从经验来看，这种紧密的关系并不是没有脱钩的可能性，但脱钩的过程注定是漫长且痛苦的。

所谓的贸易战，就是一些学者所说的把两国的经济互相依赖性“武器化”，用自己的经济优势去打击对方的弱处。不过，正如夫妻关系，即使双方因为种种原因被迫离异，但可能谁也不会死。中美两国在脱钩过程中，短时期内，双方都会受到很大的伤害，但伤害程度对双方是不同的，一方相对多一些，另一方相对少一些。美国总统特朗普现在就是这种思维，认为美国在贸易战中占尽优势，中国会受到最大程度的伤害。不过，这种思维本身是有问题的。如果具有这种思维，动不动就利用自己的优势去伤害对方，双方何以能确立互利互惠互信关系？如果这样，两国关系的淡化甚至分离不仅必然，也是应当的。

中美两国到底在争些什么？从现实主义来说，中美两国已经发展到谁也吃不了谁、谁也吃不下谁的程度。自中美两国开始交往以来，美国人对中国有两种截然不同、爱憎分明的态度，即要么是“朋友”，要么是“敌人”；也相应地发展出两种主要对华政策，一种是帮助中国，一种是围堵甚至打败中国。这两种态度和政策都是美国文化的反映，它们之间不仅不矛盾，反而是有机统一的。

美国是宗教文明，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去改变这个世界，希望这个世界发展成如同美国人所想象的那样。因此，当美国人认为中国是朝着美国所希望的方向发展的时候，他们就高兴，就乐意帮助中国；相反，一旦美国认为中国的发展不是其所希望的时候，他们就很不高兴，甚至恼羞成怒，要以中国为敌，围堵中国，打败中国。这两种态度和政策不仅仅反映在今天的中美关系上，近代以来都是这样，只不过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中国学习但非变成美国

问题在于，中美两国都具有文明性，代表着各自的文明。因此，自与美国接触以来，中国也发展出两种对美国的态度和政策，一是以美国为师，向美国学习，二是坚持自己的独立性，避免和抵制被美国“消化”。中国自近代开始因为落后而挨打，美国是西方最先进的国家，这决定了中国必须向美国学习。近代以来，中国没有一代精英不向往美国，也乐意虚心向美国学习。

不过，“学习”并不是说中国可以变成美国。即使五四运动前后出现了不小的主张完全“西化”的政治力量，但客观上说，这些力量完全没有成功的希望。原因很简单，中国是一个基于文明之上的国家，有其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逻辑。不过，尽管中国向美国学习，一旦美国感觉到中国这个学生“不听话”（即没有变成美国所希望的国家）时，美国就要惩罚这个学生了。这自然会导致中国强烈民族主义式的反应和抵制。

客观地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是向美国（等西方国家）学习的，并且学得很快，也学到很多，以至于中美两国的一些学者说，中国的发展是“西化”的功劳。但很显然，中国不仅并没有像美国所希望的那样“西化”，反而变得越来越中国。这也促成了美国对中国态度的转变，把中国视为美国的“对立”和敌人。

现实地说，诚如邓小平所说过的，美国帮助中国会使得中国的发展快一点，但即使没有美国的帮助，中国也会得到发展。新加坡的李光耀也说过类似的话，意思是美国围堵不了中国，美国围堵中国会拖慢中国的一些现代化，但阻止不了中国的崛起。不管如何，发展到今天，美国已经完全没有围堵和遏制中国发展的能力，中国也已经不再是一个可以被轻易围堵的大国。

因此，无论是“朋友”还是“敌人”，中美两国不得不“和平共存”，要么是“朋友”间的热和平，要么是“敌人”间的冷和平。即使是“朋友”，中美两国也不会“一体化”，因为两者代表着两种不同的文明。文明可以互鉴，但不可以互相取代。再者，中国不是日本，中国不可能像日本那样被美国整合进其安全体系。日本被美国整合是具有特殊力量条件的，即日本被打败。美国不可能把中国打败，无论是热战还是冷战的形式。就热战来说，两国都是核武大国，热战控制不好就会互相毁灭。如果是冷战，最糟糕的就是形成当年美苏之间的“冷和平”。即使演变成美苏式冷战，只要中国不步苏联的后尘，就是说不自我击败，美国也很难打败中国。

回到今天中美关系的现实面，双方似乎越来越对立，情绪越来越高涨。不过，如果撇开双方几乎高度情绪化到声嘶力竭的话语，回到具有实质性意义的互动，人们或许不会对中美关系的未来感到如此的悲观。就内部发展来说，无论是特朗普的“使美国更加伟大”还是中国的“中华民族复兴”，至少在意图层面，它们的目标是一样的，用中国通俗的话来说，就是要让老百姓过上（更）好日子。同时，作为两个最大的国家，双方对区域或国际秩序都负有一定的责任。两国的竞争是必然的，但竞争有良性和恶性之分，良性的竞争是需要的，是通往合作的基础，是互惠的；恶性的竞争则会导致两败俱伤。

就经济竞争来说，美国早期也经历了重商主义阶段，强大之后走向世界，成为世界领袖。今天的中国也差不多已经走过这个阶段，有需要和能力变得更加开放。很容易理解，这些年来，当贸易保护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在西方盛行的时候，中国一直在坚持全球化、更广和更深的开放。再者，中国也通过“一带一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银行等机制建设走向世界，承担国际责任。尽管美国因为外部的过度扩张和内部问题，现在要往回走一点，注重内部事务，但相信美国也不会完全关上大门。实际上，只要美国仍然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一个完全封闭的美国是难以想象的，因为资本的逻辑便是开放。由此看来，尽管中美两个经济体有可能成为两个相对独立的体系，但完全脱钩是很难想象的。

就各自内部发展来说，中美两国也各具优势。美国的技术确实较中国的先进，但中国的技术发展也已经积累到一个较快发展的阶段，并且在一些领域已经和美国持平，甚至超越。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消费市场并不比美国的小。尽管美国中产阶级的比率较中国高，但中国中产的绝对规模已经赶上美国，并且很快会超过美国。市场规模是中美两国各自经济力量的象征。在开放状态下，这两个市场谁也缺不了谁，合作便是互利，冲突便是互损。

西方担心中国体制的潜在吸引力

就经济体制来说，美国是典型的自由资本主义，过去曾经创造辉煌，但在进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以来，在知识经济时代，这一经济制度也给美国制造了不小的代价，包括中产阶级缩小、财富高度集中、收入分配越来越不公、社会越来越分化等等。如果美国过度新自由主义的经济体制不能得到改革和调整，更深刻的危机将不可避免。今天美国政府所采纳的“贸易战”方法，肯定解决不了如此深刻的内部问题。

中国已经形成自己的经济模式，即混合经济模式。西方把中国称为“国家资本主义”，但这显然并不符合事实。根据中国自己的说法，民营企业代表着中国的“五、六、七、八、九”，即民营企业贡献了全国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GDP）、70%以上的创新、80%以上的城镇就业和90%以上的企业数量。这个模式的一些部门（主要是国有企业）尽管经济效率不如美国，但也具有自身的优势。国有企业负责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避免资本主义经济所固有的周期性危机、应付各种经济危机、平准市场、提供公共服务等，而其他类型的企业则如美国企业那样充满创新能力。中国称自己的经济体制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强调的是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均衡。尽管这个模式仍然具有巨大的改革和改进空间，但其优势和生命力不可忽视。

在政治上也如此。近代以来到今天，很多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向往西方式民主政治和宪政，但遭到政治人物的拒绝。当然，中国拒绝西方形式的民主并不是为了拒绝而拒绝，而是因为西方体制很难在中国生存和发展。近代的诸多西方式政治实践的失败，使得政治精英不得不选择自己的模式。西方模式不可行，后来苏联的模式也不可行，最后回归到基于中国自身文明之上的模式。1949年之后，经过70年的实践、改革和调整，发展出内部三权分工合作的机制，即决策权、执行权和监察权。传统上，三权体制从汉朝到清朝存在了2000多年。现在的三权体制并不是简单地回归传统，而是在传统之上的创新。

就政治过程来说，尽管中国共产党是唯一的执政党，即西方所说的一党制，但这个党是开放的，向所有社会群体开放。究其精神，它并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政党，而更类似于传统“士大夫”阶层，即统治精英集团。更为重要的是，这个统治精英集团并非如西方那样由一些政治家族（即传统上的贵族）组成，而是向整个社会开放，所以是开放的一党制。开放的一党制一方面避免中国演变成西方类型的政党，另一方面和整个社会关联起来。因此，在中国，很难出现像西方那样的“国家—社会”二分法，而体现为国家—社会的一体化。或者说，从国家到社会或者从社会到国家是一个连续的过程，而不是两个对立的制度实体。

从这个角度来说，尽管中国还是会面对来自国内和国外的压力，但基本政治体制构架不会变，所能做的、也应当做的不是革命，而是不断改革和完善这个体制。这个体制能够与时俱进，人们也不能低估这个体制的生存和发展能力。

在国际层面，尽管中国不会输出这个体制，但这个体制可能对一些发展中国家具有参照作用。西方担忧中国的政治体制并不是因为中国体制会取代西方体制，而是因为中国体制对其他国家的潜在吸引力。西方本来对自己的体制具有无限的信心，但近年来民粹主义崛起所造成的治理危机，甚至宪政危机（尤其是在英美两国），使得西方对自己的体制变得不是那么有信心。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对中国政治体制可能的外在影响力更感恐惧。

由此看来，中美之间的良性竞争不仅不可避免，也是为世界所需。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最近表示，中美两国是在技术、政治经验和历史方面最有能力影响世界进步与和平的国家，所以希望中美两国能够以合作方式来解决问题。这话说得很到位。的确，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国家，中美对世界和平与进步负有共同的责任。

作者：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问题研究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