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徐公砚：“天人合一”的艺术瑰宝

工艺溯源

徐公砚，因砚石产于沂南县青驼镇南10公里处徐公店村附近的砚石沟而得名，是鲁砚中的重要品种。旧《临沂县志•物产》记载：“徐公店，县治西北七十五里，产砚石。其形方圆不等，边生细碎石乳，不假人工，天然雅观。”

徐公砚早在唐宋时期即享有盛名。唐代颜真卿、柳公权，宋代欧阳修、苏轼、米芾等名人，在其有关著述中都曾作过介绍和品评，且评价甚高。关于徐公砚，还有这样一段历史典故。相传，唐代一徐姓举子，在赴京师应试路经沂地时，偶尔发现沟中有奇形石片，因爱其形色，将其磨为砚台，携带入京用于考试之用。在京会考时适逢天寒，砚墨结冰，考生均受影响，惟有徐砚墨如油，书写流利，一举考中进士，官一直做到礼部尚书。民间传说的徐姓举子，是唐代晋江徐仓（今属福建泉州）人徐晦。徐晦休官后缅怀奇砚，便迁居于此地，被誉为徐公，村名遂改为徐公店，砚石名为徐公石。

徐公砚和广东的端石、安徽的歙石、甘肃的洮河石，唐宋年间流行一时，号称“四大名砚”。后因徐公砚产地偏僻，交通闭塞，砚石又深埋于地下深层，不易发现和开采，宋代之后产量日渐萎缩，直至失传。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政府对砚文化的挖掘和宣传推广，经过有关雕刻技师的发掘试制，徐公砚又重放异彩。曾多次在国内及国外展出，倍受人们推崇而声名远播，成为中华砚艺界的珍品。

制作工序及技艺

徐公砚石是沂南县青驼镇独有的矿产资源，属玄武层，储量丰富。其石质坚硬，密度极高。叩之清脆，其声如磬，堪称砚石材中之上品。多为不规则扁平状，形态各异，边生细碎石乳状的石纹，软硬适度，石色沉静，有青、黄、绿、茶、桔红等多种颜色。制成砚后自然古朴，清新淡雅，质嫩理细，扣之如磬，扪之如玉，下墨如挫，发墨如油，有极高的观赏价值和收藏价值。

徐公石制砚，人工雕凿必须与天然石材的艺术风格和谐统一，天工人工浑然一气，才能真正称得上是“天人合一”的艺术佳作。徐公砚都是根据石头的‘彩’来设计的。所谓彩，就是石头里的自然纹样。好的彩就能形成奇妙的创意。徐公石到了大师手中就会“因材施艺”。据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刘克唐介绍，徐公砚的制作工艺很繁杂，主要包括采石、选料、设计、雕刻、打磨、磨光、上蜡、包装等工序。

采石是制作徐公砚最重要的一环，自古至今均以手工为主。砚石层分布在千层岩的夹层中，开采极为不易。并非所有开采出的砚料都可以制作徐公砚，挑选砚石最注重砚石的自然古朴，形状奇特，纹理天成。挑选出的砚料，要去掉不能利用的石皮部分，保留石肉。

设计是制砚过程中关键性的工序。制砚人会根据砚石形状、质地的不同因材施艺，因石构图，根据石形、石质、石纹、石色认真构思，选择题材，然后进行雕刻。

雕刻主要以浅浮雕技法为主，保留砚石的天然形态，力争使雕刻的技法与砚石的自然形状相得益彰，妙趣横生。

雕刻完成后，砚面和图案要进行仔细的磨光，先后要用粗砂纸、细砂纸、油磨石、木炭等进行打磨，一直打磨到用手摸上感觉十分细腻柔滑时，然后才可以上蜡。

徐公砚“七分天成，三分人工”。其最大的特点是每一方砚都是利用天然石型，巧妙设计、雕琢而成，每方砚的四周都可见亿万年风化水蚀的纹理，独立成型，自然成块，万中无一雷同。

徐公砚奇在天然，其雕刻手法也贵在因材施艺。围绕砚塘，可衬以汉画，可饰以铭文，可琢以松梅、云龙或古钱。近年亦有雕以山水楼台者。雕琢不论有无或多少，过渡自然浑然天成者为上乘。徐公砚形态天然质地优良，誉为“中华第一自然砚”。

传承之路

作为沂蒙地区悠久历史与灿烂文化的缩影，徐公砚在长期发展中融入了当地的文化历史、风土民情，彰显着极其丰富而厚重的区域人文内涵。小小一方砚台，凝聚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在徐公砚的传承路上，一代代的制砚大师们孜孜不倦地创作着，向世人传播着砚文化的信息，表达着中国文化的奥妙。

虽然徐公砚在唐宋时期享有盛名，但后来日渐萎缩，只是历史上有关于徐公砚的文字记载。徐公砚的重新挖掘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

据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刘克唐回忆：1976年，临沂地区成立工艺美术研究所，有着制砚技艺的刘克唐成为研究所的一员，当时只有23岁。老经理王维祥从清代《临沂县志》上查到关于徐公砚的文字：“临沂西北75华里徐公店村，产石，可为砚。”于是就派刘克唐等人到徐公店寻找砚石。在徐公店村东山坡上，刘克唐找到了一块砚石，并用此石制作了“任重道远”仿汉画像砖砚台，经试验感觉这方砚台的质地非常好。随后，徐公砚开始了重新挖掘制作。

当时的工艺美术研究所有刺绣、地毯、编织和砚台。这些项目中，发展最快、影响最大的就是砚台。多名学者专家对徐公砚进行研究，包括制砚大师姜书璞、刘克唐、孙建功、鲍玉杰、蒋洪欣等，他们对石材石质和制造工艺挖掘整理，通过举办培训班的形式，培养了一批制砚队伍，使古老的制砚工艺有了很大提高，使湮没已久的徐公砚重见天日。

当时工艺美术研究所的制砚培训对于徐公砚人才队伍的培养与壮大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那时培训的人员主要来自沂南、莒县（当时属于临沂地区）、郯城，沂南县青驼西村的王启昌一次就组织当地的20多人参加学习，先是集中培训，然后再下去现场指导，研究所的姜书璞、刘克唐等人担任指导老师。

经过挖掘、开发，徐公砚不仅重现于世，而且被当代人赋予了新的文化内涵。姜书璞倡导的“天人合一”的制砚理论，成为以徐公砚不同于南砚的显着特点，开创了制砚艺术的一代新风。

而刘克唐在长期徐公砚艺术创作实践中，实现了“天人合一”、“古朴典雅”的艺术主张。他的作品构思新颖，手法质朴，简洁抒情，赋顽石以生命;返朴归真，取天之造化，蕴意深邃，溶华夏五千年文化于其中，具有鲜明的“文人砚”特色。他利用5年时间，创作完成的徐公砚大型系列作品《唐诗三百砚》，在制砚界引起强烈反响。因为对这项艺术的执着坚守，刘克唐成为山东省制砚界唯一获得“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殊荣的制砚人。他的儿子刘刚从国外留学回来后，放弃了优越的城里工作，在父亲的指导下也成了一名制砚人。

纵观徐公砚的发展历程，大致可分为这么几个时期：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是政府对徐公砚的挖掘、整理、研究阶段；

八十年代是徐公砚的推广、学习、发展阶段；

九十年代以后，徐公砚的发展进入繁荣期，形成了一定的规模，仅沂南县，徐公砚的生产厂家达五六十家之多，从业人员上千人。

1987年10月16日，“徐公砚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楚图南亲笔题字“徐公砚”，全国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全国著名书法家舒同挥毫题字“美哉徐公”。九十年代以来，八次进京参加名砚大展，多次夺魁获奖。先后荣获第三届中国文房四宝名家名砚大赛金奖、全国名砚博览会金奖和首届北京国际书画艺术博览会最高奖——景泰蓝奖杯。

2015年2月，徐公砚制作技艺被列为临沂市第四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陈绪宝为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探究：徐公砚窘境与发展策略

在唐宋时期就负有盛名的徐公砚，近年来在政府的宣传推动及几代制砚大师们的带动之下，得到了快速发展，在沂南县，徐公砚已经形成一定规模的文化产业。但通过调研我们也发现，目前的徐公砚也面临着窘境：

窘境一：长期的开采，徐公石变得越来越稀少，传统意义上砚石沟里的徐公石几乎没有了。目前，一些加工徐公砚的大师们所用的原材料多为几年前储存下来的。原材料的稀缺导致了徐公石材的价格上涨。石材稀缺成为徐公砚可持续发展的羁绊。

窘境二：一边是徐公石的稀缺，一边是个别加工作坊对徐公砚的粗制滥造。这些年来由于徐公砚的知名度不断提高，人们对徐公砚的喜爱程度不断增加，徐公砚的市场销路很好。这就导致个别加工者为了快速求得利润，对徐公石进行粗加工，“挖个窝就是徐公砚”，这种徐公砚因为没有多少工艺，价格也低廉，从而导致对徐公砚原材料的极大浪费。

窘境三：后继乏人。徐公砚的制作，不仅需要艺人有精湛的雕刻技术，还需要有深厚的文化底蕴，熟练掌握雕刻、书法、篆刻、历史、绘画等技艺。目前，真正具备这些技能的只有老一辈艺。而像刘刚这样能从父辈艺人手里得到真传的年轻艺人并不多。现实中，虽然加工出售徐公砚的店面很多，但有些是粗放式的加工，地摊式的经营。有一定文化底蕴且具有美术功底的年轻人不愿意从事制砚；而从事制砚的年轻一代又普遍文化程度不高，从而降低了徐公砚的艺术品味和文化内涵。

面对上述问题，应采取以下几方面的策略：

一是保护和开发并重。既要对徐公砚进行产业性开发，同进也要注重对于徐公石资源的保护，摒弃那种只有追求经济利益而粗制滥造浪费资源的做法，让每一块徐公石都能够成为徐公砚的精品。

二是引导有文化涵养、有美术专长的年轻人进入制砚行业。目前徐公砚的精品多出自像姜书璞、刘克唐等老一辈制砚大师之手，前店后厂式的加工作坊虽有年轻人的身影，但多为当地农民，由于他们受自身艺修养的限制，无法巧妙表现徐公砚的神韵所在，导致徐公砚雕刻技艺良莠不齐，雕刻纹饰重复较多，甚至进行批量生产，并没有“因材制器”。这就需要艺术“科班出身”的年轻一代来接力传承，才能让徐公砚不失品味与神韵。

三是给徐公砚注入新的文化与审美内涵。首先政府应该树立品牌意识，变传统粗放分散的生产组织形态为专业集中的新式生产组织形态，集中最优秀的制砚艺人，加强研发，推陈出新，形成适宜于新经济文化背景下的徐公砚文化传承机制与创新发展模式；其次是鼓励民间艺人在学习和继承传统的基础上，重视对徐公砚的形式、主题内容的创新与发展，大胆吸收先进的工艺技法与设计理念，为传统的徐公砚注入符合新时代背景的新文化，促进徐公砚创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