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红色印记 “解锁”老区新貌的精神密码 齐鲁名家厉彦林从《延安答卷》到《沂蒙壮歌》创作访谈

2021年春，厉彦林到陕西省延安市延川县黄河岸畔实地了解生态脱贫情况。

厉彦林聚焦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创作的两部纪实文学作品《延安答卷》《沂蒙壮歌》被誉为“姊妹篇”。

厉彦林部分著作书影。

记者聂梅

厉彦林，山东莒南人，当代作家，曾历任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兼省委老干部局局长、省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等职务。坚持业余文学创作40余载，出版《灼热乡情》《享受春雨》《春天住在我的村庄》《赤脚走在田野上》《地气》等作品集10余部。其散文作品已有140余篇（次）入选教材和教辅书，有30多篇被全国多地作为中高考和公务员、教师考录试题。诗歌《沂蒙圣母》获中国作协创联部等单位举办的全国诗歌大赛一等奖。

2019年7月17日，厉彦林和妻子从济南出发，绕道北京，坐上了赶往延安的火车。“这是我第一次去延安，专门从北京转车，就是想回溯从首都到延安的沿途。”因为这趟自费“旅行”，厉彦林带着“特定的目标”：探寻“延安创造脱贫奇迹的秘密”。他和妻子在延安待了十多天，重点围绕延安城，“毛主席走过、住过的地方拜谒了一遍，采访当地学者、专家，畅聊延安的变化”。此后，他又几次奔赴延安，短则十几天，多则一个月，前后用近两年的时间写下了长篇纪实文学《延安答卷——脱贫漫记》，记录延安大地绿色脱贫、山川秀美、人民安居的生动实践。

2020年11月，这位“土生土长的沂蒙人”，又在花甲之年深入沂蒙山区，穿山越涧，亲近山川河流、田间地头，和父老乡亲一起品茶、畅谈，品尝菜肴和佳酿，寻找这片土地脱贫攻坚的光辉历程、辉煌成就和英雄故事，用32万字的《沂蒙壮歌》，书写下乡村振兴中的“沂蒙脊梁和矫健身影”。

“以最真挚的情怀谱写战歌，把最动听的凯歌唱给祖国，给后人以心灵启迪和精神给养……”这是厉彦林历时5年创作了50余万字、两部重磅作品的“初心”，也是一位从事组织工作30多年，业余时间勤奋笔耕的老共产党人的“坚守”。

从1983年正式发表散文诗《故乡的手推车》《大山的儿子》开始，厉彦林在40多年里创作了诸多佳作。近日，记者对话齐鲁名家厉彦林，听他讲述从《延安答卷》到《沂蒙壮歌》创作背后的故事。

❙党的立场 百姓的心

记者：印象中您发表过很多散文作品，怎么会转向纪实文学，并连续完成了《延安答卷》《沂蒙壮歌》两部重大题材的长篇作品？写这两部作品的缘起和初衷是什么？

厉彦林：总的是为党献礼。为迎接2021年建党百年，我早就着手准备创作相关作品。计划写散文《延安窑洞》和《宝塔山》《她，从山路走来》，至2019年初成稿，与《人民文学》杂志社主编施战军通话时，他建议我与时代与当下沟联，特别是与脱贫攻坚对接。写延安是我自己选的题目，自费去采访三次两个多月、历时近两年时间完成。当时有人不理解：“你一个山东人，何必自己掏钱去写延安呀？费力不一定落好。”“陕西大作家如云，山东作者，到别人碗里掇饭吃，犯忌讳。”……我不这么认为，延安是全国的，也是世界的，当然有我的份。

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临沂时，把沂蒙精神，与延安精神、井冈山精神、西柏坡精神并列起来强调。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事关沂蒙精神的定位、内涵、意义、传承等诸多方面。我作为山东人、地道的沂蒙子弟，有责任、有义务和其他根据地联系起来思考、阐释和宣传。

《延安答卷》和《沂蒙壮歌》这两本书，回应了延安杨家岭党的七大会场的贺幢。大会的会标是“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主席台两侧的贺幛，一侧是陕甘宁边区的，一侧是山东根据地的。当时，我们党比较重要的根据地已有十七块，可见这两个根据地在党中央、毛主席心中多么重要。

延安，见证了我们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历史巨变，改革开放以来又见证了人民和国家由贫困到富足的历史性巨变，延安人民又创造了新奇迹，让延安大地由黄变绿，实现了绿色生态脱贫；沂蒙，始终紧跟时代，从不落伍，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时期和新时代都创造了辉煌的成就，我认为她在革命根据地中是活力最强、变化最大的。

为迎接和庆祝建党100周年，我前后用5年时间为这两块老根据地创作了《延安答卷》和《沂蒙壮歌》，展示两个革命老区的时代风采和时代故事，有的评论家称其为“姊妹篇”，这充分表达了一位党员、一名沂蒙子弟、一位老组工干部对党的忠诚、对人民的赤诚和对文学的虔诚，真是问心无愧、心满意足。

记者：《延安答卷》和《沂蒙壮歌》两部作品都是非常厚重、宏大的题材，创作这样的作品，难度也非常大。您做了哪些准备工作？操作这样大的作品，您觉得关键在哪里？特别是在立意和结构上，您突出了哪些设计？

厉彦林：隔行如隔山。写这么宏大、厚重的题材，我也是“大闺女上轿”头一次。《延安答卷》我动笔时，估计五万字差不多，谁知越采访、越思考，就刹不住车了。

准备工作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梳理已有的资料，二是如饥似渴地读书，三是现场体验。星期天我带上面包、矿泉水，在省图书馆一天天查阅资料。山东管理学院图书馆里关于延安和脱贫的书我都翻阅了。现场体验方面，像延安这地方，我人生地不熟，还有当地方言我也听不懂。我坚持走到哪看到哪，吃住在哪。在榆林公路边吃的鸡蛋柿子盖面，面条碗像瓷盆一样大，一碗才十元钱。2019年11月13日清晨，我给搬迁户贾建社的妻子侯玉芳打电话采访，询问了解相关情况，两个人讲方言互相听不懂，累得我够呛，最亲切的是“大哥”“弟妹”。

在写作过程中，我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先确定“四梁八柱”。《延安答卷》以时为经，以事为纬；《沂蒙壮歌》按骨架，时空交叉穿插摆布内容。

同时，我坚持现实主义手法，用历史眼光、平民心态、平民视角写，没想清楚的不写，避免似是而非。譬如，我在采访、写作中，对陕北的白羊肚子毛巾有了自己的认识。“白羊肚子手巾三道道蓝，干哥哥是个庄稼汉”，白羊肚子毛巾和羊皮袄是陕北汉子传统的装束。过去，陕北风沙多，因此一年四季，婚后男人头顶上都会戴着一块白羊肚子毛巾，包裹着大半个脑袋（未结婚的不戴）。头发整个包裹在毛巾里，然后拉住毛巾的两端拧两圈，再把两端向前绕到额头上方，交叉一系，额头上便竖起了两个毛巾的边角，犹如山羊的两只角一般。太阳毒，白毛巾能防晒还吸光。风沙大，白毛巾可用于揩汗、挡尘、护发，甚至保暖。毛巾由后往前系着双耳形的结在额前，显得人更精神，能遮阳、护脸，还可避免风沙吹进眼睛。劳动之后回到家，解下头上的毛巾，抖掉毛巾上的沙粒尘土，顺手用毛巾擦擦脸上的汗，抽打身上的尘土，然后用水冲一把拧干，第二天继续用。如今风沙少了，白羊肚子毛巾成了一种历史记忆和文化符号。

对“信天游”我也有自己的认识。在靠天吃饭的年代，陕北人民面朝黄土背朝天，生活贫穷，文化活动贫乏，久而久之，隔着梁和梁，近在咫尺，相互能看清模样，但要见上一面，往往要绕道半天，语言交流困难，喊话又累人，加上长年刮风，话语传不远，于是就拖着腔唱、拖着腔喊，还喜欢用叠字，重复能加深印象和力量，强化语言的推动力和感染力。“信天游”大都结构短小简洁，曲调开阔奔放，感情炽烈深沉，便于抒咏。因而纯正的信天游其实来自于山头和峁梁，信天游歌手在田野间如野草一样使劲往出钻、往外长。信天游顺天而生，信天而唱拿命而歌，成为粗犷豪放、别具一格的中国民歌的代表，是展示陕北人民精神追求的文化符号。

再就是坚持宏观与微观、讲故事与讲道理同步。譬如，2020年1月9日一上班，我就接到延安市扶贫开发局申均明打来的电话，他兴奋地告诉我：“安塞区化子平镇石山村秋树畔组李世生的儿子李喜平结婚、办喜事了。”李世生在安塞区有了易地扶贫搬迁安置房，李喜平就在安置房结的婚。门上贴着大红对联：“真扶贫、得实惠、乔迁新居；谢党恩、奔小康、喜结良缘”。

2021年4月17日晚10点，莒南县扶贫办李永波打来电话，兴奋地告诉我：“赵娟报考研究生的俩女儿都被录取了！姐姐张爱玲是贵州大学法律专业，妹妹张溶梅是西南政法大学民法专业。”

这些故事都是我在前期采访基础上，根据需要，有意挖来等来的。后来我把这几个生动的故事写进了书里。

文学创作也有一个守正创新的问题。用平民语言、老百姓能读懂的文字写作，很重要。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曾经倡导，文章“不但是要让人看懂，还要让人不费力就能看懂”。他认为，写文章不是无足轻重的小事，读者看不懂，文章就白写了。他还提到写文章的两个理想：“一是谨严，一个字不能加，一个字不能减，一个字不能换；一是流畅，像吃鸭梨，又甜又爽口。”这种美德，写作者都应该兼而有之。因为工作关系，我长期从事机关文字工作，形成了逻辑思维方式和机关语言体系，语言的转化是比较难的，而且有些国家重大政策问题必须在准确的基础上表述，这就更难。但是，写作过程中，我尽可能转换调整，力求用普通百姓能看懂的语言表达，如平淡自然地拉家常般。

党的立场、百姓的心，是我创作坚守的价值标尺。

❙甘霖清风皆可入笔

记者：对于写作的内容，您是否做过衡量和遴选？

厉彦林：《延安答卷》书中，我推崇和讴歌绿色发展、生态脱贫。

自20世纪末国家启动退耕还林工程以来，延安共完成退耕还林1077.46万亩，占全市国土总面积的19.4%，占陕西省退耕面积的26.7%、全国的2.1%，是名副其实全国退耕还林第一市。植被覆盖度由46%提高到81.3%，从卫星云图上看，陕西绿色版图因此向北推移了400公里。同样的政策，有的省份就有差距，延安最重要的是有延安精神支撑、延安人民听党中央的话。自1998年以来，延安人民发扬革命传统、高举延安精神的旗帜，打了一场漂亮的退耕还林、脱贫攻坚战，彻底拔出“贫根”，铲断贫穷的“尾巴”，长出“绿色延安”，实现由黄变绿的历史巨变，走出了一条“绿色脱贫之路”。这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高度契合，是鲜活而现实的《延安答卷》。

临沂原来的扶贫成效为什么好？因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早就开始衔接。1996年3月23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以《造血工程结出硕果，沂蒙山区整体脱贫》为题，宣布沂蒙老区率先整体脱贫的重大喜讯。临沂市在脱贫工作中坚持先转脑筋再通路，这是最成功的一招，实践证明“思想观念不变，一切都白干”。1984年9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关于帮助贫困地区尽快改变面貌的通知》，临沂市委、市政府下大气力抡了“三板斧”，开展了三次解放思想大讨论，大胆摒弃那些落后的、愚昧的、腐朽的观念，克服那些安于现状、思想懒惰、惧怕变革、墨守成规的习惯和缩手缩脚、前怕狼后怕虎的行为方式，这才充分调动和保护了各方面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这是最持久的动力源。

十八大以来，国家实施精准扶贫，彻底改变了“大水漫灌”和“一刀切”的问题。沂蒙山区的贫困是分散插花式的，不是集中连片，所以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是衔接着推进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以及实际情况看，沂蒙山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的文章做得早、做得好，更具时代性、典型性和示范性。

我努力把过去、现在和未来贯通起来，用文学之美讴歌红色根据地群众的生活之美。阳光当头，甘霖清风皆可入笔。我个人也从红色土地上获得了营养、力量与希望。

记者：在《延安答卷》《沂蒙壮歌》两部作品中，我们看到非常多生动、准确的细节，同时您也没有回避客观矛盾，提出了许多宏观的思考、见解。这是与作品的题材有关，还是您有意为之？

厉彦林：作家必须对读者负责，努力精益求精。因为我写的是纪实文学，每一个地名、人名和事件都得准确。所以我采访的那几个月特别辛苦，每天晚上必须立即整理梳理记录，不清楚、不明白的第二天抓紧再询问核对。

为了写《沂蒙壮歌》，我跑遍了享受中部地区扶贫政策的沂蒙革命老区的6市18个县，以及在山东根据地初创期发挥过重要作用的抱犊崮地区，增写了“抱犊崮下日子红火”一章。

在这本书中，我精挑细选的100个实例和近500个数据，都力求自己亲眼见、亲耳听、直接考究和论证过，每个时间、地点、人物、姓名、过程都力求接近事实。譬如，有些权威媒体报道的数据不够精准，经和有关权威人士反复研究也作了微调，还原当年的真实。

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组工干部，我敬仰、敬畏、感恩这红色热土，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一切，都让我心潮澎湃。在创作过程中，除了人物、故事，我也注意梳理历史脉络与机理，呈现平实道理和水到渠成的结论，既与党史、国史一致，也更切合现实，努力增强立体感和形象感。

在《延安答卷》中，除了写延安大地绿色脱贫的生动实践，我没有回避从宏观层面写其中遇到的矛盾和困难。譬如，详细写面上的贫困问题及工作中的问题。有位副省长下基层调研下派干部工作情况，贫困户违心地说：“没见过扶贫干部。我连他们是光脸还是麻脸都不知道。”当我问及贫困群众为什么这样说时，他轻松地答道：“我猜来人是个大官，我那样说，是想让大领导多给我点钱呗。”这是贫困户正常的心理。

世间万物，芸芸众生，各式各样的人和物都以不同的生命状态存活着，有无奈和迷茫也很正常，必须有历史、联系、发展、全面的观察和分析。

写《沂蒙壮歌》，我跑了沂蒙老区所有的田园综合体，既感受成效，也观察思考问题和不足，写下了个人见解，“田园综合体是新生事物，是一个值得开拓探索、试验体验、总结完善的‘世纪命题’。如何‘长命百岁’、领跑乡村振兴，避免超越现实、垒盆景和同质化等问题，都还需要在实践中正确把握、科学回答”。同时，对当下农村现状的担忧、农民道德文化素养的滑坡、党支部领办合作社遇到的9个问题等，我也不遮不掩地记录下来。我还根据所见所闻所思，对乡村振兴战略“五个振兴”目标的核心元素，中国农民合作社历史、现状和发展趋势等，作了一些探索性的文学书写，渴望投石问路、抛砖引玉。

记者：请您谈谈两部作品出版后的反响。

厉彦林：《延安答卷》是2020年中国作家协会重点作品扶持项目，入选中央宣传部“优秀现实题材文学出版工程”，被中央组织部等单位评为第五届“全国党员教育培训教材优秀教材”。

《沂蒙壮歌》是《延安答卷》的姊妹篇，入选“2022年度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和“中国作家协会2021年定点深入生活项目”，荣获了《人民文学》2021年度作品奖，入选2022年度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入选2022年度丝路书香工程（阿位伯语）、2022年度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日文）名单，也被山东省委党校（行政学院）、山东省干部学院和一些基层党校、培训班次列为公共教材。

《沂蒙壮歌》还被改编为管弦乐组曲，纪实电影和纪录片正在拍摄中。值得一提的是，《沂蒙壮歌》出版后，我了解到，有许多基层支部以此组织主题党日活动，有的村清晨用大喇叭逐段播放，这被施战军总编誉为“人民文学落地民间的生动实例”。

❙为时代留下身影和足迹

记者：《延安答卷》《沂蒙壮歌》两部作品都融入您对中国与世界、历史与现实、执政党与人民群众、发展与稳定关系的思考，使作品具备了可观的现实温度和思考深度。同时，也为人民的奋斗、民族的奋进留下真诚炽热的记录。这似乎是您的作品具有的鲜明风格。能不能谈一谈您的创作理念？

厉彦林：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不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作为作家，必须脚踏热土，运用大历史观、大时代观，热情拥抱火热的时代和生活。

延安和沂蒙山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学宝藏。文学作品要寻找和表达其精神内核，赓续红色血脉。当然，我不是图解延安精神、沂蒙精神，而是用人、事、数据说话。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我们要从自信到自觉还有很漫长的路。

还有一个创作题材的政治性与人民性的问题。《延安答卷》《沂蒙壮歌》两书的政治敏感性强，相对难驾驭。尤其是延安是革命圣地，分寸如何把握？我把延安圣地、沂蒙革命老区的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放在党史、新中国史和改革开放史中去思考和书写，讴歌了延安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发扬延安精神走出了具有示范意义的绿色脱贫之路和沂蒙人民发扬沂蒙精神、百年来听党话、跟党走、连创发展佳绩的奥秘。

马克思说：“人民历来就是作家‘够资格’和‘不够资格’的唯一判断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真正的精品力作，是深入人民精神世界，能够触及人的灵魂、引起人民思想共鸣的。当前，优秀作品的数量仍显得与时代和人民的期盼不相称，一些背离现实、过度关注自我的作品，却被一些作家和评论家推崇。说来说去，是没处理好文学与人民、历史与现实的关系。我知道，我个人的力量改变不了什么，但我只是默默做好自己应当做的、喜欢做的。我追求的是把老百姓特别是最普通的百姓这个群体作为讴歌的主角，把历史、现实和未来糅合到一起，让读者爱读、能读懂，读后有真善美的感悟、收获健康向上的力量，力求穿透历史、温暖心灵。

我为创作这两本书，先后拜读了500多本书，咀嚼吸收了许多前辈和专家学者的观点，我努力从某些侧面为这个时代留下身影和足迹、一丝人间烟火气和打动人心的东西。

如何坚持正确的历史观与文学观，处理好文学的真实与历史真实性问题。我认为，没有历史感，文学家、艺术家就很难有丰富的灵感和深刻的思想。当代作家有自己的人生、创作经历，也有自己的文学立场和观察角度，是亲历者、见证者和记录者。文艺作品不能只是过去式、怀旧式，或者为金钱奋斗、宣泄个人小情绪。《平凡的世界》的作者路遥说：“生活可以故事化，但历史不能编造，不能有半点似是而非的东西。只有彻底弄清了社会历史背景，才有可能在艺术中准确描绘这些背景下人们的生活形态和精神形态。”百年以后，我们的后人要了解20世纪之交中国脱贫攻坚的历史脉络，靠什么？作为人类传播文明的主要工具——文字和文学，有责任记录真实的历史和发展中的历史。

这些年，新兴媒体发展快，知识爆炸，信息杂乱，也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无论什么时候，独立思考都很重要。手中的笔是有立场的，需要“自己长脑子”，理性地判断。要坚守信仰，仰望蓝天，脚踏黄泥。鲁迅先生说，要改造国人的精神世界，首推文艺。举精神之旗、立精神支柱、建精神家园，靠文艺，靠文学，靠作品。作品应当有立场、有筋骨、有温度、有燃点。

记者：您在工作之余，坚持40余年笔耕不辍，创作出版了大量佳作。在您看来，如何坚持人文情怀与文学梦想？

厉彦林：我国自从科举制开始，就诞生了很多饱读诗书的人士。但目前，仍有人把政治与文学割裂，好像是两条道，其实中国历代官员用文学作品抒发个人情怀的很多，司马迁，辛弃疾等等。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做文学梦的青年人就特别多，能坚持下来的比较少。我是从当民办老师时为了不为难孩子们，自己陪孩子们写作文走上这条道的。我的短散文被作为试题的多，可能与这个经历相关。

当年有人问老舍，写作看起来很辛苦，为什么你却写得“起劲”呢？老舍说“因为我有瘾啊”。文学让我养成了动脑、动笔的习惯，“戒不掉”，就坚持下来了。

记者：您接下来还有什么创作计划？

厉彦林：我正在写一部关于母亲的书，书名暂定为《母爱最美》。主要是歌颂我自己的老母亲，里面也包含沂蒙红嫂、胶东乳娘、山东援疆女兵等母亲群体的故事。有一次我去新疆旅游，拜访了多位山东援疆“兵妈妈”，聊起来她们说：“反映我们援疆女兵的书，有很多不符合事实。”听到这里，我放弃了旅游，就地采访了一周，获得了很多素材，回来后我又查阅了大量相关资料，写了一篇长散文，希望尽自己的可能还原历史真实。

目前，这本书已有十几万字，还在打磨之中。

记者：期待您的新作早日与大家见面，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

厉彦林：谢谢。

（本版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