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大夫的精神家园——金代孔庙

兰山路上的孔庙

千年银杏树与伦语石刻

临沂市兰山区兰山路109号是一座仿古建筑群构成的院落，院内幽静清雅，不染尘俗，这里就是临沂的孔庙，又称为文庙。在中国古代，县以上的城市几乎都会有这样一座孔庙，它们是指引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为国为民的精神灯塔，是中国儒家文化传承的一座壮丽丰碑。但经过岁月的洗礼，全国孔庙仅存300座左右，临沂孔庙就是其一，距今已有近千年的历史，目前是鲁东南保存完好的最大古建筑群。几经毁葺，风貌依然，它所见证的不仅仅是岁月变迁，还有传统文化精神的传承。

　　兰山路上的孔庙 栉风沐雨千年

临沂孔庙最早建立的具体时间已不可知，据史书记载，唐时沂州刺史曹华在平定沂州军乱后曾建过孔庙，如从那时算来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我们仅知金前的孔庙在城东南，这个位置在风水学上被认为有益于人才培养，可惜千年前的孔庙风貌我们已经无法想象，它毁于靖康之际的大火。

金代的沂州防御使高召和式，把孔庙从城市的东南移到了西北。这中间到底经历了什么样的争论，高召和式是力排众议，还是听从众议，往事掩盖在历史的烟云中不可知晓。我们只能去想象、揣摩其中的论证与矛盾，而不敢妄自杜撰。元代末年兵乱再起，孔庙成为了废墟。

明代洪武二年（1369年）知州罗希孟在元代遗址的基础上重建，其后数次修缮，到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东兖道的道员任希祖看到时又已是断壁残垣，他呈请上司拆明泾简王朱祐橓王府的物料重建了孔庙。清代乾隆年间李希贤知沂州时，发现往日释奠隆礼之地又成了农民贩夫放养牲畜的荒草场，觉得有辱斯文，所以亲自捐资倡议修建，并撰文为记。这次修建中，大成殿、左右两庑、棂星门、崇圣祠、名宦祠等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修复。根据民国《临沂县志》记载，孔庙的大致规模为：中间大成殿，东西为两庑，庑北为神厨神库，南面是大成门，门南为泮池，上有石桥。东有名宦祠，西为乡贤祠。前面有棂星门，门前为照壁。1948年临沂解放时，孔庙保存大致完好，后因年久失修、人为破坏等原因，仅存大成殿、明伦堂及两棵银杏树。院内这两棵植于金代的枝繁叶茂的银杏树见证了孔庙近千年来的兴颓变故。站在树下仔细聆听，枝叶花果间也许能够听到它们诉说站立千年的见闻。

上个世纪80至90年代，出于保护文物等原因，由省政府等出资先后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维修扩建才有了今天的规模。今孔庙占地总面积6975平方米，建筑面积2878平方米，沿中轴线自南而北，分三进庭院。第一进为前大门加东西耳房，东西两侧的耳房10间，长45.15米，进深6.2米。两侧各有一棵植于金代的银杏树。正中间大成殿，面阔5间，殿内正面彩绘孔子塑像，高4米。两侧为四配，东侧为颜子、子思，西侧为曾子、孟子塑像，高3.3米。东西两庑各面阔11间。第二进院落正中主建筑为明伦堂，面阔5间，长22.6米，进深10.77米，内有8根金柱，两侧为东西两廊。明伦堂后第三进院落为两层古平顶式库房兼办公楼，面阔11间，长27.15米，进深6.1米。

孔庙之于临沂不仅在于它是一座古建筑，具有重要的文物价值，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还在于它对于临沂精神文化传承发展具有重要价值。孔庙的建立源于人们对于孔子及其代表的儒家精神的尊崇与膜拜。皇家最早的祭孔行为出现于汉代，为汉高祖刘邦在公元前195年经过曲阜的时候举行的，用了猪牛羊三牲，开了历代皇帝祭祀孔子的先河。唐贞观四年（630年），太宗下令各州县学都要立孔子庙加以祭祀，祭祀孔子自此后进入国家法令，唐高宗还曾下令督促州县没有孔庙的要抓紧营造。临沂宋以前位于城东南的孔庙应建于这一时期，可惜没有相关的文字记载及相关古迹存留。除建孔庙外，孔子的地位也得到同步提升。汉平帝元始元年，孔子被封为褒成宣尼公，随后各代皇帝纷纷把各种头衔送给孔子。明代简化孔子的封位，只称孔子为至圣先师，清代称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临沂作为一个地方机构和中央保持一致的尊孔、祭祀行为。每年的二月、八月在孔庙祭祀孔子，由地方最高行政长官主祭，辖区内的大小官员、社会各界名流及全体师生共同参加。祭祀当天在大成殿前院中设香案、摆供品，仪式开始时奏乐、鸣炮，主祭官员行三拜九叩大礼，民国时有所简化。

　　儒风沐染 使临沂一度成为全国儒学的中心

孔庙代表的是儒家精神，孔庙的建立促进了儒学的传播与发展。而临沂人与儒学的传播与发展有着更密切的关系。孔子曾从曲阜出发去郯国向郯子问礼，这对儒家礼制的完善和儒家思想在临沂的传播都有一定的影响。孔子问学的路上，在郯城遇到了程子，和他倾盖交谈终日，后取束帛相送，这在《孔子家语》中有详细记载，清代的郯城县令黄六鸿还曾在这个遗址上建过倾盖亭。而且孔子登上马陵山东望大海，马陵山又称孔望山，山有望海楼等遗迹。孔子临沂籍的弟子有曾皙、曾参父子和澹台灭明等，而弟子言偃、高柴和闵子骞都做过费县宰。后来曾参、言偃、闵子骞等人成为孔庙里配祀的人员，曾参是四配之一，而言偃和闵子骞属于十二哲。除孔子和他的师友弟子之外，荀子这位大儒在卸职兰陵令后，居于兰陵著书立说、教育后学至于终老，也培养了一批优秀的人才，推动了临沂儒学的发展。

汉代临沂的儒学大师推动了汉代经学发展，同时也使临沂成为一时的儒学中心。琅琊临沂（今临沂兰山）人王吉是琅琊王氏在临沂的第一个有名人物，通晓五经，“能为驺氏《春秋》，以《诗》《论语》教授，好梁丘贺说《易》。”他的儿子王骏官至御史大夫，孙子王崇官至大司空，都擅长儒学，由此形成了王氏家族中以儒传家的家学传统。另外汉代易有施、孟、梁丘三大学派，而隶属临沂的兰陵孟喜的孟氏《易》占其一。孟喜的父亲孟卿对《公羊春秋》和《礼》有较深入的研究，后把学说传给郯人后苍，后苍对《齐诗》《孝经》《春秋》《礼》等经典都有深入的研究，尤以礼学见长，著有《后氏曲台礼》等著作。后世礼学著名的大师——大小戴都源自后苍。后苍的《齐诗》学传给萧望之和匡衡。萧望之不仅精通《诗》，还系统学习过《论语》《礼服》等，而匡衡擅长说诗，以幽默风趣见称，当时流行一种说法“无说诗，匡鼎来，匡说诗，解人颐”。

魏晋时期经学的衰微时期，郯人王肃把儒家的名教与道家的无为结合起来，对儒学的玄学化起到先导作用，间接促进了玄学的发展。隋以后，儒家学说成为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而儒家经典的错讹百出使整理统一经典成为时代必需。琅琊临沂（今临沂兰山）人颜师古承担了这项任务中的很大一部分工作，先后负责整理过《易》《书》《诗》《礼》《春秋》五部经典，校订后《五经定本》颁行天下，成为全国儒生通用教材，对唐代经学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宋元之后，临沂人在儒学上的主导性作用减弱，但对儒学的研究论述仍层出不穷。如宋鸣梧著有《羲易集成》，李宗祥著有《遵朱四书述》，高晙著《周易一得》，郭翘楚著《四书审问》、《论语弟子章养正说》等等，都对儒家经典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注解和阐释，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与学校合一 成为地方最高学府

汉代开始诏令学校祭祀孔子，而唐代学校与孔庙最终形成二者合一的格局，孔庙不再是单纯祭祀孔子的地方，也成了地方的最高学府，因此这样的孔庙也称为文庙，在建筑上有左庙右学、左学右庙、前庙后学、中庙旁学等多种形制。而临沂的孔庙与学校按照前庙后学的形式布局，沂州府学和兰山县学都在孔庙的后面，明伦堂是主要讲学地点，堂内西侧设有讲台。明伦堂左右的明德、新民、至善等斋为学生吃饭自习的场所。明伦堂前的空地为学生自由活动的地方，西南角有一口井，解决吃水和沐浴等问题。堂后有尊经阁，堂东偏为敬一亭，再往东是射圃。明伦堂东侧为教学人员及学生宿舍区，教学区与宿舍区分离，方便管理。

学校学生入学的时候都要先到孔庙拜过“万世师表”——孔子，然后再去拜从学的老师。课堂上先生讲四书五经，课下学生在前院里瞻仰孔庙的东西两庑配祀的先贤、先儒，在孔庙东西两侧乡贤、名宦等祠了解地方先贤及地方贤牧。不得不说这是一种较为成功有效的教学范式，学生们在读经之余，时刻都沐浴在这些往哲先贤的精神之下，他们的道德情操自然会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

历代的临沂地方官员也较为重视孔子、孔庙对学校学生辅助的教化作用，及时对孔庙及学校进行修缮，生员兴盛时有300多人在此读书。因此在临沂像公氏家族“一门五进士，父子双翰林”的情况并不在少数。根据《临沂县志》记载统计，明清两代临沂县辖区内就有进士40多人，举人近200人。上个世纪20年代到80年代，这里还先后诞生了临沂三小和临沂三中两所学校。

这里是孔庙，也是学校，两位一体传播的是儒家文化精髓，涵育了一地的乡风乡气，培育了一地风情。翻开地方志中的人物传，孝义行为不仅有已经熟知的鹿乳奉亲、卧冰求鲤的先贤典范，还有散居乡间普通人孝义行为连篇累牍的记载。尚礼风俗也累见记载，如《通志》说沂州地方民聚，俗好礼让，好名誉，有古风，《临沂县志》则说重婚嫁，纳采问名有古制，重丧葬，丧敛衣服皆美好，棺椁不惜重资。急公尚义行为的记载更不在少数，他们捐资赈济、捐田助学、护城保家。民风的养成不能都说是孔庙的功劳，但是不能否认以孔庙为中心的文化教育机构对地方民风的养成具有重要的作用，它弘扬了儒家修身、治国、平天下等信念，增强了居民的社会责任感。

临沂孔庙不仅是一座具有近千年历史的古建筑，也曾是一座学术的殿堂，更是一座文化的丰碑，它卧居市井，近听尘嚣，传承了千年的儒家文化，涵育、濡染、教化了一代代的临沂居民。如果有机会，请走进它，在古老的砖瓦缝隙中，在千年的古树前，在古朴的院落中，在庄严的大成殿，沐染先贤的精神光辉，仔细聆听传承千年的文化律动，感受历史的沧桑巨变…… （刘晓臻）

来源：临沂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