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现梅自传：从这里到那里

1

高考志愿，清一色，我填的都是师范，不是有什么教书育人的高尚理想，就是当时成绩差，师范类专业分数低，好考。

九六年夏天，我毕业了，从临沂师专。

我不激动，也没有因为马上就要为人师而兴奋，因为，一切都是顺其自然的事情——专科两年，时间到，自然就毕业了，至于整整两年学了些啥，实在是不甚了了。要是非得要说的话，那大概就是读了些书吧，师专两年，大部分的时间都泡在图书馆了。记得有段时间读林贤治的《人间鲁迅》，为他痛，为他哭，整个人都是恍惚迷离的。

母亲比我高兴，说现在是公家人可以拿工资了。以后嫁人的时候，要给我买一个电饭锅，公家人都用那个煮饭，可以直接放在桌子上。

分配也很简单：大家都站在教育局的大院里，一个个子不高的男人宣布各自的去向。

我想去我们筵宾中学，因为，离家近，可以回家吃饭。

却被分到了一个叫石莲子的地方。

“我不想去石莲子，太远了，我想回筵宾。”大家散开后，我对那个个子不高的男人说（很抱歉，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他是谁什么职务）其实，我并不知道石莲子在哪里。

那个男人就挠头，说都分好了，不好办。

然后有个男生过来，说他是石莲子的，被分到筵宾了，想跟我换。

然后各回各家，各自欢喜。

于是就正式当了老师。

2

筵宾中学是一所乡镇中学，前边几排平房是教室，后边几排是家属院，平房与平房之间的空地，老师们种了菜。后来，我也要了一块，种下菠菜，精心侍弄，竟然长势喜人绿意葱然。看着开心，便不舍得拔来吃，结果有天早晨起来，发现全被拔光了。同事们说，极有可能是被附近村里的村民偷去卖了。大概是吧，因为，那天真的逢集——筵宾集，集市就在学校的门口。

校园里晚上没有路灯，黑灯瞎火的，我们几个刚刚分来的老师就抱怨：什么鬼地啊，连个灯都没有。老教师则笑着说真是年轻人啊！

我在学校要了一间宿舍，和另外一位同事合住，结果，有个周六的晚上，我们都回家了，宿舍进了贼，偷走了同事的丝巾和我刚买的一件黄色夹克上衣。

至于教学，一开始，让我教历史，大约两周后，又改教语文，说学校缺语文老师。

一个老同事跟我说：你傻啊，教历史多轻松，教语文，光批作文就累死你。

我就笑笑，心里还是觉得挺好，大概，自己是有一些喜欢语文的吧。

如今想来，我对文字应该是有一些特殊的敏感的。

父亲高小毕业，学的几个字估计差不多都扔没了。记得有一次他给我读小画册，把“槐树”读成“鬼树”，然后，我们爷俩郁闷了很久，搞不明白“鬼树”是个什么树。

母亲只上过几天夜校，在我成年之后，她才认识了一些字，是通过唱京剧看别人给她写的歌词跟看电视剧的字幕认识的。

所以，我们家里没有书。

我的读物就是哥哥的语文书，他大我四岁，我上一年级的时候，他就上四年级了。

有一天，我读《猎人海力布》，因为村民不听话，海力布变成了石头，读到这里，我嚎啕大哭。于是，黄昏夕照里，一个小女孩，为了一个童话故事，哭得撕心裂肺。

但是，哥哥的书根本不够读。

我开始读《毛泽东选集》，好像是第三卷。那是我们家唯一的书，鲜红色的红皮，经年不动地放在抽屉桌上，上边放着两个铁的圆筒形茶叶盒。

可以确定的一件事是：这本书我读完了。至于讲的什么，不知道。不过，上初中的时候学历史，看到“论持久战”这几个字的时候，我顿然有一种贾宝玉初见林黛玉的感觉：似曾相识。后来意识到，那可能是童年时期的阅读留下的印象。

有一天，我在母亲的针线筐里发现了一本书：《上海的早晨》，作者周而复，繁体字，竖版，那是母亲用来夹鞋样子和花线的。

我用一年时间读完了它，现在，什么也不记得了。甚至不记得，当时有没有读懂。

是的，我会找来一切可以读的文字来阅读，包括母亲买虾皮那用来包虾皮的报纸，就连报纸中缝的广告都一个字不落。

所以，我不拒绝当一个语文老师，应该是内心一个潜在的选择吧。

但，这并不代表着教育生涯的一帆风顺。

我很奇怪，每个孩子在平常说话的时候都是叽里呱啦行云流水古灵精怪，怎么一到写作文就不说人话了呢？

我讨厌批作文！！

看着坐我对桌的纪维全老师心平气和地在那些狗屁不通的作文后边写着工工整整的批语时，我的心里一百个不理解。

纪老师只有一只胳膊，是民办教师转正的，教语文，兼班主任。除了学校这一摊，家里还种着地，养着蚕，所以，他日常的状态基本是，一天忙完在学校的工作，下午骑着他那辆大金鹿的自行车回家帮妻子的忙，第二天早晨6:30再回到学校带着学生跑操。

所以，后来，我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平凡是一首歌》，我觉得，他典型就是那种兢兢业业任劳任怨的人民教师形象。

我却不行。

我总是在质疑：为什么会这样？怎么办？

那时的语文课，讲究几步走，所谓规范化，可我觉得，孩子不一样，课堂怎么能一样呢？

教案也是规范化的，同年级老师的教学重点、难点都得一致，可是，每个班级的孩子不一样，难点怎么能一样呢？

扒拉完学校的教育杂志，自己又订了一大堆，但是，有些看的懂，有些看不懂，直觉这都不是我想要的，至于我想要什么，自己也不清楚。

学校图书室不大，书却整齐，但多是老掉牙的书，基本看不进去。

乡镇中学的教学，压力真的没有那么大，闲着没事的时候，很多女同事会纳鞋垫、织毛衣。我手笨，什么也不会，她们看我可怜，就把做坏了的送给我。

很寂寞。

去考研吧，回到大学，重新学习，我想。

于是买书、学习，忙忙叨叨准备了好几个月，在一个凄风苦雨的日子进了考场。

英语试卷发下来，选择题，题干，除了系动词认识，其他都不认识。四个备选答案，单词一个不认识。

偃旗息鼓。

浑浑噩噩上了好几年班之后，才知道当老师是要评职称的，评职称是要学历的，而跟我同时分配到学校的老师都已经晋级了，我自己也不明白，自己天天都在想些什么。

于是，为评职称报了汉语言文学自学考试。

那些书，真心看不下去，更记不住。每周最幸福的事情就是扛着钓竿去河里钓鱼，虽然常常并没有鱼上钩，

拖拖拉拉考了三四年，才终于拿到一个可怜巴巴的本科学历。整个过程中，唯一让我感到开心的事情是最后的论文答辩，我选择的课题是《红楼梦》，它是我从初一就开始读几乎每天都要读几页拥有五六个版本但是一看到新的版本还是忍不住要买的书。

答辩结束的时候，一个胖乎乎的女教授问：你喜欢《红楼梦》？我说，是的。你的看法很独特、很有价值。她看着我，颔首。

县里每年都要举行讲课比赛，接连报名讲了几年，最好成绩是二等奖的第六名。后来就去听第一名的课，本意是虚心学习，听完之后却又觉得，这不是我想要的课，我不会这样上课，这样上课是不对的。

对的什么样？不知道。

有一年讲课比赛，我讲《吴县四柏》，我让学生在阅读的过程中提出自己不懂的问题，然后我们一起讨论一起解决，结果初二的孩子一下兴奋得不行，导致第二节物理课孩子们根本没有办法安静下来。

我觉得，这个方向是对的。

所以，很多年后，当李玉龙说，好的课堂一定是从学生提出问题开始，只要拧开学生这个“水龙头”，课堂的活水就会源源而来的时候，我激动地想要哭出来：是的是的，我就是这样认为的。

但是，你这个课堂的教学目标是什么？双基怎么实现？当听课老师这样问我的时候，我哑口无言。

因为，我也不知道，我也没想明白。只是，我的直觉告诉我，这个课是对的，这个路径是对的，至于它会通往哪里，我还没想清楚。

我开始试着自己写作文。出发点很简单，通过自己写来弄明白，学生写作为什么那个鬼样子。

写完了，就忍不住跟学生显摆，这一显摆不要紧，很多孩子也开始跟着写，于是，我们干脆每周拿出一节课分享各自写的文章，美其名曰“日记课”。每周，他们都很期待。

透过孩子写的文字，我开始触摸到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的困惑以及这些困惑给我带来的困惑。

强烈的渴望学习，以解决这些问题。

当时，临沂好像有个美奥国际学校吧，真的太久记不清了。那年冬天，有个阅读写作教研活动，我跟文永国老师约好去听课，大早晨地坐上汽车颠颠地到了人家学校，结果去早了。是时正是深冬，天儿极冷，我俩穿着那种肥肥大大的波司登羽绒服，我是白的，他是深蓝色的，跟两个大傻子似的，勾肩缩脖地蹲在人家大门口。如今想来，那学习的热情，真是烫人啊！

3

2006年8月3日，我开通了我的新浪博客：老纪的地盘，然后，写下了第一篇教育叙事文字：《心灵的选择》，写的是我对一个上课吃瓜子孩子的愧疚，如今看来，文字幼稚到让人脸红，但是，却很真诚。

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

有次写自己的成长经历，我说：博客是我的情人。这话，真的不夸张。它让我明白：一个不写作的语文老师是可耻的，因为，这就跟一个游泳教练自己却不会游泳一样可笑。

但是，在中国，却是普遍现象。

我不记得，这样陪着孩子写了多久。

我开始把自己的文字投给《沂蒙教育》，然后陆续发表，这些文字，引起了时任主编密守军的注意。

那年秋天，市教科研中心的密守军主任（直到现在，我也搞不清楚那时以及现在他的职位）来到我们学校，询问了我很多情况，我们聊了很多，包括我的日记教学，包括我给孩子们开通的“老纪信箱”，以及在教育中的种种困惑。

后来，密主任让我去听他组织的心理学讲座，那时候，我才知道，他是搞家庭心理教育的。

又过了很久之后，我才知道他是生物教研员。

一个人是得有多么的后知后觉，才能如此迟钝啊。

但是，他帮我打开了一扇门，走进去，我看到了，什么是教育心理学，它不仅仅是大学里的一门学科，它是和我们的日常教学和教室里的每一个孩子息息相关的。

我很激动，隐约觉得，这就是我一直在寻求的光。于是，我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亦师亦友密主任》。

大概，就是当年的年底吧，年终督导检查，县里的领导发现了我做的日记课，于是专门来听我上课。我上了，按照我想要的课堂的样子上的。后来，这个课的课堂实录发表在了《中国教师报》，题目叫：《写作，生命个体的自我教育》。

以此为依托，在县里的徐名印和王立华主任的指导下，申报了一个课题，好像叫《把心唤醒——我的日记写作课》，后来还在市里获了一个奖，那应该是我此生的最高奖项，市级的。

4

我是一不小心闯进教育在线论坛的，混了一些时日发现，这里还是蛮好玩的，你写一点东西，发上去，就会有人跟帖，或者赞美，或者批评，如我这样，无论是做学生，还是做老师，都因为笨而靠边站的人而言，确是小小地满足了一把虚荣心。而且，很多想法很多困惑，都在这虚拟对话中或解决，或生成新的困惑，然后，继续往前思考。

“把你的电话和QQ号发我。”有一天，突然收到这样一条没头没脑的站内短信。

谁啊？有病吧？闲疯了？向来知道网上有一些无聊透顶的人，也向来都懒得理会。但是，那一晚，我真的很无聊，而且，对方那霸气直接的表达也激起了我的好奇。

“你谁啊？我就应该发给你！”

“我是李玉龙。”

记得当时，那个深夜，对着电脑，我是笑出了声的：李玉龙？李玉龙是谁？明星大腕？世界名媛？我该认识他吗？

但还是在网站上搜索了一下这个名字，他写的文字不多，写他的文字却不少，匆匆浏览下来，确认，不是骗子，是一份叫《新教育读写月报》杂志的主编，好像对一些人而言，还很有些伯乐的意思。

于是接上了头。

“你看教育杂志吗？”

“不看。”其实，我是看的，不过方式有点特别。比如学校每年必订的那些，我常喜欢把它们摆成一排，看封面上那些个人物，哪个眼睛更小，哪个鼻子更大。

“我给你寄一些我的杂志，你好好读一读。”

嘴上没有拒绝，心里却是不屑的：教育杂志，不过是那些个陈词滥调，你还能做出花来？

但当杂志寄来之后，我还是认真读了。说实话，当时的我，并没有感觉他的杂志有他自己吹嘘的那么好，只是觉的，他的杂志我能看的懂，能看得懂这些人在想什么，做什么。而其他的杂志，我常常是满满看了一大片却不知所云或者感觉鬼话连篇：比如，总是会有，老师给了孩子一个微笑然后这个孩子立马就从魔鬼变成天使这样的桥段，让你感觉与其读这样的文字倒不如去读《聊斋》。

“那是因为你还没有进入教育，你只是凭自己天然的直觉去判断，所幸的是，你的直觉是好的。换句话说，你自己并没有多少东西，你只是身上少了那些负面的东西而已。”坦诚谈了自己对杂志的看法后，李玉龙如是剖析我。

我是那种很笨很笨的人，无论什么东西，都需要慢慢地，一点一点地，理解一点，做一点，做了一点，便有了一点新的理解，就再做一点。在我这里，很少会有那种醍醐灌顶豁然开朗的感觉。所以，这句话，当时并没有给我太大的震动，只是模糊觉的有这么点意思。

不过后来，每每我彷徨无助或者沾沾自喜的时候，这句话就会浮上来，譬如一枚橄榄，忍不住反复咀嚼。于是我想，这个世界上，在某些方面，确是有天才存在的。譬如李玉龙，他可以从我的一番话一眼看穿用将近40年时间堆积起来的一个我。而这之前，我身边的人，或者说我蠢笨，比如高中班主任，他就曾经说过，从来没见过像我这么笨的小孩 ；或者说我孤傲，或者说我聪慧。

与李玉龙对话，让我不断地认识自己。

有一次，一个做生意的朋友突然问我：你这也做了十几年老师了，你说，教育到底是干什么的。当时，我没有回答出来，但是，这个问题一直萦绕着我，让我不得安生。

突然有一天，灵光一闪，我想到：教育，就是发现，以及帮助发现。迫不及待地qq和李玉龙分享，他却拨通了我的电话：“老纪，我说过，你的教育直觉是很好的，”顿了顿，他又说：“但是，仅靠这点天赋是不行的，你得努力，非常非常地努力。”后来，他把这句话作为了一所教师进修学校的学校文化核心理念,我则时时怀念那时与他对话那种即时的秒懂。

懂，比爱更重要。这是几年后，我在北京讲座的时候，最后作为总结打在ppt上的。当时指的是老师懂学生，其实，最初悟到这一点，是从李玉龙那里。

有次在温州上公开课，有学员问我：你何以成为现在的样子。我再一次引用了李玉龙五年前说我“无知”的话，而且，特别强调了自己真的很无知，因为，越是走进课堂，这种无知感就越是强烈。遗憾的是，很多人以为，那是我的自谦。

之后，我开始了为他写稿的日子。

“老纪，上线，讨论稿子。”

“老纪，改稿。”

李玉龙的工作，是不分白天黑夜的。有时上半夜，有时下半夜，他总是这样阴魂不散执着如怨鬼。多数时候是乖乖地吭哧吭哧改，有时候实在困的不行，懒得理他，他便会让我的手机一直响，直到我打开电脑，一遍一遍地修改。

“看起来你是这个结尾没有写好，其实不是这么回事，而是你没有做好。一件没有做好的事情，怎么可能写好呢？所以，我的意思不是让你改结尾，而是你应该思考一下，你还可以做什么。如何实现创造性教育？就是在别人停步的地方，再往前走一步。”讨论那篇《小飞》的时候，李玉龙如是说。

后来，在新教育搞的教育写作培训班上，我给学员讲课的时候，一本正经地说：“做的好，才能写得好。”看起来，这是我经由自己的写作体验得出来的结论，实际上，这是我在之前自我体验基础之上，又试着去实践李玉龙的说法，打心底里认可之后才说出的话。

“老纪的成长速度让人惊讶。”《成人之美》的作者，我的好朋友，梁卫星老师在文章里如是说。

我没有告诉过他，我所受的非人的折磨，以及，这个过程中，李玉龙的付出。

5

2009年7月，自费，硬座，绿皮火车33个小时，我去了成都，参加李玉龙的第一线全国教师高级研修班，后来，我把这次经历写成文字，题目叫《千里走单骑》。

就是在那里，我认识了郭初阳、蔡朝阳、魏勇、李勇、梁卫星、蓝继红、范美忠，并在后来成为很好的朋友。

研修班，帮我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原来，在这个世界上，还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在这样谈教育这样做教育。

第二次是在无锡，李玉龙让我上课，我还是选择了对我而言驾轻就熟的写作课，在研修班上引起了激烈的争论。这种时候，是李玉龙最开心的时刻：有争论才会有思考，有思考，那一滩死水才会活起来，活起来也才能有救。李玉龙说。那一次，李玉龙免了我的学费。

第三次是在川大附小，我上了一节阅读课，读的是《英明的国王》，我拿到李玉龙给我的讲课费。

第四次在温州，我跟孩子们一起阅读了《妈妈的账单》，彼时，李玉龙的身体已经不容许他全程参与会议。

每一次课后，我们都会有一次长长的对话。课上的理想了，会有杏花微雨，课上的糟糕了，等待我的，便是狂风暴雨，彼此拍着桌子对话是家常便饭。

一路走来，我的课堂教学理念，在一点一点显现，一点一点明晰，一点一点蜕变。

2011年，石家庄，那是我第一次知道李玉龙的“原课堂”这个理念。其实那次我能参加，也纯属偶然。当时，学校让我策划一下校园文化，我不懂，向李玉龙求助。他说，来红星小学吧，那个学校文化就是我做的，我可以现场给你讲一讲。正好，我也要去做个教师培训。

便去了，在培训即将结束的时候，上了一节写作课：《冬天的怀念》。课后，李玉龙的小眼睛亮亮地：“老纪，没想到你上课还真有一手。”彼时得到他的肯定，我也稍有些得意。

之后，李玉龙上了《小马过河》。后来，我在文章中写道：李玉龙上的课好不好且不说，但在我有限的视野里，他是作为主编亲自上课的唯一一人。后来，我也常常想起那节课，并没有太多的亮点，但是，李玉龙上的很用力，可以说，我的课上的轻松自在，游刃有余，但是平的。李玉龙的课，却是在用他的热情和努力往上提升。

“我上的课是课，李玉龙的是教育。”当时，我这样拍他马屁。他憨憨地笑着，很是得意地笑纳了。

关于课堂，我发现，我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引用李玉龙的话，比如他曾经说过的那句：学生是课堂的源头，打开学生这个开关，课堂的活水便会源源而来。

第一次听见这话，就是在石家庄，听到这话，我心中一凛，想起了之前上的上的《吴县四柏》。学习嘛，就是学不会的，那作为老师如何知道学生哪儿会哪儿不会？那就让学生问嘛，他所问的，自然就是不会的。这，岂不就是打开学生这个开关？

所以，那一刻，我有一种找到知音的感觉。

只是，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比如，如果这个开关关闭了，用什么方法去打开？

无锡研修班，魏勇的那节历史课让我明白，多角度引入不同的资料，让孩子的思考有所依托，是很好的方法。这就像是珍珠，必得有沙子进入蚌壳才可以形成。

李玉龙说，你得弄清楚开关关闭的原因——是害怕？还是教育禁锢了孩子思考的能力？若是前者，需得重新滋养安全的环境，若是后者，需得反复训练。

还有，开关打开之后，怎么办？

李玉龙说，课堂一放开，老师就哭了，老师一哭，我们的课堂就有救了。

可是，在我的课堂实践中，课堂打开了，我倒是没哭，只是面对那么多孩子的那么多问题，手足无措不知该干什么了。就像是一个导游，自己都是茫然而不知方向却又如何带着你的游客前行。

李玉龙说，你只需让思考在教室里激荡，让答案在风中飘。一个真正敏感有经验的老师，必须可以在第一时间判断，什么样的问题是有价值有意义的，是可以引导学生朝向前方、产生新的信息的，对于真正有价值的问题，老师完全可以超越常态的课堂，一路走下去。

那是在石家庄的滨河公园，公园里有很多座木质小桥，踩上去，仿佛听到原始森林的童话，神秘，厚重。

李玉龙一点一点解答着我的问题。我很奇怪，作为一个特种兵，他没有当过一天老师，怎么可以对教育有如此透彻的理解，我只好把它归结为天赋。

那些个夜晚，星星总是不多，石家庄的天空也厚重的让人压抑，我的心中，却弥漫了探索新知的亢奋，亢奋中，我们迷失了回宾馆的路途，只好打车回去。

现在想来，李玉龙说的那些话，当时的我，连一知半解都没有达到，只是像一个无知的孩子，看到一大堆珍珠炫目的外表，却并不真正知道它的内在价值。

好长时间之后的后来，我才想起他的另一句话：生根有技术的思想，开花有思想的技术。其实，这句话，正好回答了我的两个问题。只是，这两点，无论是思想还是技术，都是需要用一生去摸索和实践的。

前些时，朋友约稿，让我谈谈自己的成长经历，一开始，我把题目定为：在否定之否定中前行，后来把“前行”改成了“行走”，因为，我只是在笨拙地摸索，摸索那些技术，还有思想，这个摸索，有时是往前走了一点，有时却是开了历史的倒车。贝利说他的下一个球是最好的，我却不敢保证我的下一节课是最好的，我所知的是，我过往的每一节课都是不满意的，面对新的一节课，我总是充满了敬畏、期待和无措。

就像是一个笨拙的孩子，我只是跌倒，爬起来，再跌倒，再爬起来。在这个过程中，慢慢有了一些体会：课堂技术必得简单；你解放了学生，也就解放了自己；课堂讨论的目的是激发孩子的思考，当思考发生的时候，老师有义务引领他们走的更远；下课铃声不是一堂课的圆满结束而是孩子探索的开始······

2012年的冬天，原课堂培训在成都锦里小学进行，李玉龙叫我过去做他的助手，我是怀着学习的心态去的，没想到他却让我独立支持。

“或许，你不在场的话，我可以试一试。”被他说得没办法，我只好硬着头皮上，但提出这样一个小要求。真的，他要是在场瞪着那双灼灼的小眼睛，我肯定什么都做不了。

幸亏有水车和许薇，我才勉力支撑下来，同时，也更深切地体会到他所说的“你其实没有什么东西”。我的水，不是深浅的问题，而是有没有的问题。我真的不希望读到这段文字的读者认为我是在谦虚。

6

2013年暑假，李玉龙说，问对学堂着手做了，我们要开发一整套的能力课程，你先过来我们讨论一下。

我去了。

开学的时候，打电话给校长：我辞职了。

很多年后，一封辞职信引发了大家的热议：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看到这句话，我特别羡慕，羡慕别人的洒脱；特别惭愧，惭愧自己的拖泥带水，因为，我辞职时的状态是：早上想想，辞了吧；晚上想想，不能辞。

各种纠结。

但终于还是成为李玉龙的问对学堂的首席教师。

成都的房子很奇怪，会有阳台在北边，我租的那个就是。所以，我的太阳每天从西边出来。哦，不对，不是每天，因为，成都的太阳没那么勤快，往往是很久才露一次脸，所以，我大部分生活在混沌中，盘古开天之前的那个世界。

课程也是如此，各种混沌，在各种混沌中东撞一下，西撞一下，眼冒金星。

能力课程是李玉龙提出来的，他说他是在看美国的SAT课程的时候，突然发现，所有课程涵盖的，其实就是这七大能力。我毫不怀疑他这一刹那的灵感，但这一刹那的灵感是建立在他多年来对教育殚精竭虑的思考与摸索之上的。我也毫不怀疑这个方向是对的，但它们于我，就是单薄到轻飘飘的七个词语，现在，却要把它们一一落实到教育实践中落实到具体的孩子身上。什么叫无知者无畏？我想，这个词就是专门为我创造的！

“每次骑着车子去学堂上课，我都想撞死，那样，就不用上课了。”当时，和我一起做课的一个年轻老师如是说。

李玉龙的病越来越重，三天两头上医院，去排掉体内的废水，每次可达20多斤。

医生告诉他：要是停下来不做事，好好休息，还能多活两年，要是操劳下去，那就不好说了。

李玉龙说，要是不做事情，那活着还有啥意思。

朋友说，他是在争分夺秒地实现自己的教育理想。

挖空心思地备课，被否定，再备，再被否定。几乎每一次课，李玉龙都亲力亲为地坐在那里，像一尊神，眯着小眼睛，灼灼地瞅。

慢慢怕起来，怕上课，怕见学生。

被李玉龙骂的次数也越来越多：你就是不努力，总是自以为是。

可是，我觉得，我已经很努力了啊。

“好，你努力，你来上，我上不了，我让贤。”有一次，实在觉得憋屈，我对着他大叫。

之前，也曾因为各种各样的问题吵，但从未如此失控。他看着我，不说话，我看着他，也不说话，只有两个人的办公室静的可怕。

“我们都冷静一下。”说完，他转身上楼，留我一个，在空荡荡的办公室里，发呆。

一个多学期过去，依然找不到感觉。信心如指间流沙，悄悄溜走。

后来，每天跑到李勇校长的同辉国际学校，去蹭饭，去听他为我上课，上完课给我讲圣经，然后，一起批评李玉龙。让我挺过每一个日子。

慢慢意识到，能力课程这件事，我自己可能根本做不了：李玉龙的理念，方向是对的，但是，他自己没有课堂教学经验，所以，很难做出来；我认可这个理念，也有教学实践，但是，却没有这个能力。

后来，和郭初阳谈起这个事情，我说，对我而言，李玉龙是在拔苗助长。郭初阳说，其实，你是在邯郸学步，新的步子没有学会，原来自己的走法也忘记了。

确实有一种爬的感觉。

胃也不舒服，痛，胀。医生说，精神压力太大。原来，精神的压力可以转化到身体上面。

开始熬中药，一碗一碗地喝。

决定当逃兵。

李玉龙又病了，住进医院，我不知如何开口。

那一晚，他打来电话，说想吃西瓜，冰的。知道他住院以来都不想吃也吃不下东西，连忙弄好送去。

月光很好，看他气色也不错，我便说了。

“逃兵。”李玉龙把手中的西瓜一下扔的老远，汤匙弹出来，在地上翻了几个滚，镗啷啷，发出清脆的响声。

我呆立着，看他气冲冲地回了病房，然后把西瓜捡起来，扔进垃圾桶。

于是，在学堂最困难、李玉龙住院的时候，我背叛他，毅然决定离开成都。

至今，仍有朋友骂我，说我为了进京，不顾李玉龙的死活撂挑子走人。

我不辩解，在行动上辞掉公职，和李玉龙一起做能力课程的，只有我一个。我无意表白什么，也不想埋怨谁，每一个选择，都是个人自由意志的体现。如果时光倒流，让我重新选择，我依然会选择辞职，也依然会选择离开——事情一旦看清，我便义无反顾。

好朋友蓝继红校长受李玉龙委托，过来劝我留下。在那所阳台在北边的房子里，我跟她说了很多，很多。

“你走吧。”蓝校说。

当然，在李玉龙找到新的老师之前，我肯定不能离开。

接下来的日子，李玉龙依然每天来听课，却拒绝和我说话。

该离开了，李玉龙为我饯行。他看着我：到哪里都长个心眼，别傻乎乎的，人家说什么你就跟着信什么。

我的眼泪落下来。

订了回去的机票，脑子里却像是藏了一窝的蜜蜂，嗡嗡响。不知怎么一来，恍惚间又觉得时间不对，需要改签，上网查了机场电话，打过去，是个年轻姑娘，声音很甜，语速很快。姑娘让我去ATM机操作，我便去了。姑娘让我输入一串数字，我便输入，姑娘让我按确认，使劲按确认，我便按确认，使劲儿按确认。

然后，卡上的钱就按出去了，正好是成都一年，李玉龙发给我的工资。

我说，我这不是把钱都按给你了吗？她说是啊，你得重新操作。我问她：怎么操作。她问我，还有别的卡吗？我说，还有，但是另一个银行的。她说你到那个银行去，我告诉你怎么操作。

打了车，到了另一个银行。

大厅的小姑娘问我，打电话的人你认识吗？我说不认识。

她给我倒了一杯水，说，你先把电话放下，坐下冷静一会。

我就挂了电话，坐下，看她电话报了警。

来的警察是个很帅气的小伙子，听完我的陈述，他说了一句话：又一个这样的。

然后，我们就一起上了警车。那是我这辈子第一次坐警车。

警车直奔青羊区派出所，做完笔录。

你可以走了。小伙子说。

那，我的钱呢？我问。

回去等信儿。小伙子说。

我便等，一直到现在，也还没有等到。

打车回到那所阳台在北边的房子，却没有钱和房东结房租。

打电话给杂志社的许薇，她帮我结了房租，接我到她的家里，重新给我订了机票，第二天，直接送我去了机场。

回到家，连续沉睡了五天。不识字的乡下母亲认定我是被什么鬼魂附体，找来神婆为我把脉。

再次见到李玉龙，就是他的尸体了。

2015年10月18日23时15分，基督徒，著名教育媒体人，《读写月报 新教育》杂志主编，“问对教育”“第一线教育网”创办人李玉龙先生因病在成都去世，享年48岁。

我是10月19日从北京赶到成都的，他静静地躺在那里，那张脸，一点真实的感觉都没有。从全国各地赶来的朋友一片肃穆，就是头天晚上，当他生命垂危之际，我们还一起为他祷告，结果今天，我们能看到的，就只有：他被推进去，从此烟消云散。

如果说每个人的生命都是一捆柴，那么，像李玉龙这样一直熊熊燃烧，时间自然是短的。

他是我见过的唯一一个真的为了自己热爱的事业而献出生命的人，是的，唯一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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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6月，应村长（李振村）之邀，我到了北京十一学校的小学部——北京亦庄实验小学任教。

认识村长，纯属偶然。

具体时间记不清了，只知道，那时候，他还不是校长，而是一份教育杂志的主编。我看到他博客里的一篇文章，评论区鲜花一片，我却不以为然。作为初中老师的我，那时候，并不大知道他是小语界的大拿。

于是和他辩论，到午夜两三点。

次日，他把我们的辩论，全文发了博客。

好感顿生——大凡名人，总是爱惜自己的羽毛的，这个人，有点意思。

然后，断断续续，就有了一些交集。比如，他派我干活，去采访北宋中学的校长，写采访手记。

老纪，给你做个封面人物吧。有一天，他说。

但是，做封面的照片要求很高，我给的都不够格。

要不，你来趟上海吧，我请专业的摄影师给你拍。他说。

为了拍个照片，我跑到上海去？是我疯了还是你疯了？我说。

最后折中——他联系朋友在临沂给我拍。

这些个细细碎碎，让我知道，他是一个执着的人。

后来有人问我：李振村给你拍个封面人物，你花了多少钱？

拍封面要花钱吗？我不懂，就打电话问村长。

我早就跟你说过，不要在你那个小地方呆着，你看他们的思维方式。

2014年春，窦桂梅校长邀我去清华附小讲课，她知道我能力课程的开发很不顺，也想着让我散散心。

课上完之后，窦校说，如果你愿意，可以来清华附小，我说让我想一想。

想起有个叫钱锋的朋友在北京亦庄实验小学，就约了过去看他。

当时，村长正好也在，那是我们第一次彼此看到活的。村长说，你来都来了，上个课吧。

就上课。

下了课，村长说：要不，你来亦小吧。

我觉得有些突然，因为之前没有想过，我说我得考虑考虑。

最终决定去亦小。

以前，我没有教过小学，所以，乍到孩子堆里，那是各种的不适应：小屁孩，吃喝拉撒，啥事都得管；他们就像猴子一样，根本停不下来，我连排个队都排不上。以前觉得，小学老师好幸福啊，3:30就放学了，如今觉得，小学老师，简直不是人干的。

头一年，我把班级带的一塌糊涂。

感谢村长，给我充分的信任：他懒得干涉我。

自由，是创造力生长最好的土壤。我开始慢慢理顺，慢慢找到感觉，于是，又开始折腾我的课堂，一节课一节课的建构、推倒，重来。

四年，我想要的课堂的样子一天比一天清晰地呈现出来，我把它叫做QCC课堂：Q—question，提出问题，C—conversation，对话，C—Collaboration，合作，这是课堂的三大核心元素。载体是七大课型，目标是一人一课程。

当时，和我搭班的杨玉翠老师是数学版，我的是语文版。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出版了自己的专著《QCC——语文课堂里的全课程》。

2018年，决定再次辞职。

因为，我想，以我的力量，去影响更多老师，而每一个老师都可以影响到几十个孩子，因为，课堂里的很多孩子，真的很可怜。

随着整个课程体系越来越完整，我一直试着选取一个更合适的名字来命名这个教育。所以，当我殚精竭虑想了很久然后“问之力”这三个字从脑海里蹦出来的时候，我是直接出去跑了两圈的：这个名字实在是太合适了——问，就是学生提出问题，是课堂开始的地方，这是我和李玉龙共同的核心的理念。力，是能力，就是李玉龙后期提出的能力课程，是这个教育的终极目标。之，是到，具体指方法。从提出问题到形成能力，是需要方法指导的，也就是说，这个“之”，是最最重要的。问之力教育，实质是一种方法论。

前些日子，均优教育的陈长河老师来我的问之力阅读馆，他问我，关于问之力教育，你的愿景是什么？

我笑：大的还是小的？

他笑：一个一个说。

大的嘛，我想改变中国教育，嗯，至少是中国的语文教育；小的嘛，我想让一部分孩子一部分老师先幸福起来，因为，学习，本就该是幸福快乐的事情。以前的时候，我老是想做大。做了这一段时间之后，我在想：如果做不大的话，那我还做不小吗？

说完，我们开怀大笑。

路，很难，也很远，我需要做的是，走一步，再走一步，直到，生命结束。

作者：纪现梅

纪现梅教学简历

1996—2010，山东省莒南县筵宾镇中学 语文教师

2010—2013，山东省莒南七中 语文教师

2013—2014，辞掉公职，于四川成都问对学堂任首席教师，和《新教育读写月报》李玉龙先生一起开发能力课程。

2014—2018，北京亦庄实验小学语文教师兼班主任，期间参与编写“全课程”教材。

2018—至今，独立教师，致力于问之力课堂的教师培训和儿童阅读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