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蒙阴县孟良崮烈士陵园里安葬着我的三位亲人：我的祖父刘晓浦、伯父刘一梦、姑母刘增蔼。我没有见过这三位亲人，他们牺牲时我还没出生。但我从小就听祖母讲他们的故事，我是听着他们的红色保密故事长大的。
听祖母讲，我们家原是一个大地主家庭，号称燕翼堂。民国初年，还有5800亩良田、1000亩山林，另外还有百货、酱园等商铺，在济南、青岛、上海等地设有分号，家境殷实。那时我的祖父刘晓浦还很年轻，与我的堂伯父刘一梦（比我祖父小3岁）在临沂五中读书。二人在读书期间受当时反帝反封建爱国主义思想的影响，立志以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现状为己任。中学毕业后，刘晓浦考取南通纺织学校，打算将来做一名纺织工业工程师，走实业救国之路。刘一梦考取南京金陵大学文学系，想以文学开启民智，提高国民素质。但当时内忧外患、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以及民国政府的腐败无能让他们逐渐认识到，无论“实业救国”还是“文学救国”，都难以解决当务之急，更解决不了中国的根本问题。期间，他们认识了党的一大代表王尽美，接受了马列主义思想。1923年，刘晓浦、刘一梦先后进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学习（瞿秋白为系主任，任课老师有蔡和森、任弼时、恽代英等），在那里系统学习了马列主义理论，期间相继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刘晓浦在上海、江苏、福建等地从事革命活动，曾担任上海市法南区区委常委兼宣传部部长、组织部部长等职。刘一梦则参加了左翼文学团体太阳社，是太阳社最早的成员和党组织负责人。他在这一时期创作出版了以反映工农大众反抗地主资本家剥削压迫为题材的小说集《失业以后》，受到鲁迅先生的好评，认为是当时左翼文学的优秀之作。
1928年，刘一梦调任山东共青团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部长。不久，山东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因叛徒出卖，省委书记邓恩铭被捕，同时被捕的还有17名党团干部。1929年2月，刘一梦临危受命，担任团省委书记。4月，中央决定调刘一梦回上海工作，在与继任者秘密接头时，刘一梦发现情况异常，估计有人泄露了消息，很可能出了叛徒，尚未到达接头地点的他急忙改变方向，不顾风险赶回团省委办公地，打算去销毁机密文件，不幸被早已潜伏在那里的敌人逮捕。
为了尽快恢复山东党团组织，党中央调刘谦初、刘晓浦、张文秋等人到山东工作。刘谦初任省委书记兼宣传部部长，刘晓浦任省委常委兼秘书长，张文秋任妇女部部长。
刘晓浦到山东之后，协助省委书记刘谦初做了大量调查研究、联络同志、恢复党组织的工作。1929年6月，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刘晓浦协助刘谦初发动、组织了震惊中外的反帝同盟大罢工，参加人数之众、持续时间之长均属空前，在中国工运史上被称为“民国十八年大罢工”。
正当山东党组织迅速得到恢复、工作取得新的进展之际，党内又出了叛徒。正在外面开展工作的刘晓浦接到秘密通知，告知他的住地已经暴露，指示他不要再回住地，马上找安全处所隐蔽起来，等候上级指示。刘晓浦的住所也是秘书处的办公之地，他想到还有一份秘密文件没有发出。两个月前刘一梦被捕的经过他很清楚，知道此时回去会面临怎样的危险，但共产党员的党性与责任感不容他有丝毫犹豫。为了捍卫党的秘密，他决定以身赴险，毅然回到住地，凭着多年地下工作的经验，立即销毁了文件和所有工作材料。正要撤离之际，张文秋同志来到他的住处领取文件，他想向她发一个警示暗号，但已来不及了，几名便衣冲进院子，将二人抓捕。
刘晓浦、刘一梦叔侄二人被捕后，敌人得知他们是党的重要人物，使尽了威逼利诱的手段，妄图从他们口中获取重要情报，一举把山东共产党一网打尽。但刘晓浦、刘一梦坚贞不屈，没有泄露任何秘密，因此都被判处死刑。刘晓浦、刘一梦的家人得知他们被捕的消息后，卖地1200亩，由刘晓浦的二哥刘云浦携款到济南进行营救，经多方打点疏通，在金钱的作用下，民国政府终于答应：只要二人发一个退党声明，马上可以放人，但被严词拒绝。刘晓浦和刘一梦异口同声、斩钉截铁地说道：“马列主义是革命的真理，共产党是领导劳苦大众翻身求解放的革命组织，想让我放弃信仰背叛组织绝无可能！”曾有人这样规劝刘晓浦：“你家庭条件这么好，何苦选择走这么危险的路，不如改弦易辙去求取‘正路功名’，不愁没有荣华富贵。”刘晓浦微微一笑回答说：“我视富贵如浮云，为了社会的进步和民族复兴，我愿献出一切，包括我的生命。”1931年4月5日，二人在济南英勇就义。与他们同时被害的还有之前被捕的邓恩铭和之后被捕的刘谦初等共22人，史称“四五惨案”。
刘云浦营救亲人未能成功，怀着无比悲痛的心情，带回了两具尸体。国民党杀害共产党员的残暴罪行，共产党人大义凛然英勇就义的豪情壮举教育了燕翼堂全家人，使他们彻底认清了国民党的反动面目，认识到共产党才是真正为人民求解放、为国家谋发展的队伍。此后，燕翼堂年轻子弟陆续加入了共产党，实现了“全家姓共”。抗日战争爆发后，刘晓浦的子侄辈共26人参加八路军，走上了抗日前线，5人光荣牺牲，其中就有刘晓浦的女儿刘增蔼。
刘晓浦牺牲时，刘增蔼刚7岁。在母亲高琪媛的教导下，刘增蔼决心承父之志，长大后实现父亲未竟的心愿。抗战期间，15岁的刘增蔼与其兄长一起参加了八路军，成为一名小战士，16岁被保送到抗大一分校学习（在校入党），毕业后分配到山东分局做机要员。1941年，在大青山反“扫荡”战役中，刘增蔼奋不顾身抢救受伤战友中弹负伤。部队撤离时，刘增蔼还在一份一份地销毁文件，有人催她说：“别烧了，鬼子马上就要打过来了，带上文件走吧。”刘增蔼说：“正是因为鬼子就要打过来了，所以才必须把文件销毁，不然万一文件落在鬼子手里，那将造成多大的损失！”她一直把机要文件全部销毁才离开住地，因为比别人晚走了一步且有伤在身、难以快速行走而被日军俘虏，又因在押解途中拒不透露任何秘密而被鬼子枪杀，年仅18岁。
祖母每讲到这里，不由感叹：“你爷爷、你五大爷和你大姑，都是为了保护党的秘密被捕的，他们把党的秘密看得比生命更重要！”
一家三口两代人，同为捍卫党的机密献出宝贵生命，实在难能可贵、可歌可泣！但这绝不是巧合，而是历史的必然，是在那个“觉醒年代”爱国者人生观价值观的体现，是信仰的力量。他们不肯苟活于世，不惜为真理而牺牲，可谓真正的共产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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