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是人类忠实的朋友，老百姓养狗，是用来看家护院的。可在抗战时期，沂蒙根据地却兴起了一场“打狗运动”，这是怎么回事呢？ 在抗战时期，八路军面对装备优良的日本军队，只能依赖夜色的掩护与敌人展开作战。但当我军夜行军时，时常有狗叫，一叫就等于向敌人告密。尤其是在敌人据点较近的地方，我军一有动静狗就叫，当即就被敌人发觉。
因为狗充当了敌人“耳目”，给我军带来一些不应有的损失。在大青山突围战中，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省战工会、八路军第115师师部等机关被日军包围，虽经浴血奋战艰难突围，但当日伪军搜索时，许多狗叫暴露了我方人员藏身地，从而引来日军的搜捕杀戮。就连八路军第115师政委罗荣桓，也曾因为狗叫遇到险情。一天夜里，罗荣桓到费县开会，一行8人小心翼翼，生怕发出动静被鬼子发觉。起初一切顺利，谁知走到离敌据点500多米的地方，一条狗突然大叫起来，霎时间狗叫喧天，碉楼鬼子用探照灯一照，3名战士遭到敌人的扫射，倒在血泊里，罗荣桓只好绕道而行，躲过凶险。
面对这种情况，为保证抗日行动的隐蔽性，八路军想了很多办法，比如为了避免夜间行动暴露脚步声，用棉花包脚，但是我方人员到“堡垒户”家后，进屋闭门的声音不可能完全避免。由于狗的存在，无法保证隐蔽性、保密性。因为狗的嗅觉灵敏，有点动静就会狂叫不停。因而日伪汉奸常利用狗叫声来判断我抗日人员的踪迹，所以狗就成为敌人的“义务情报员”。诸多类似事件的发生，引起了罗荣桓的思考：老百姓养狗是传统习惯。但目前各地陆续传来狗叫为鬼子报信的坏消息，狗已经成为敌人的“耳目”，要和老百姓讲清楚，不打狗不行了，不打掉敌人“耳目”，军队和群众无谓的牺牲太大了。一天，罗荣桓召集陈光、朱瑞等人开会，提议要在根据地全面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开展一场打掉敌人“耳目”的运动，即“打狗运动”。
一开始，有些群众不理解为什么要打狗，有的认为打狗是不通情理。有的群众虽然理解打狗的原因，但仍然不愿意打狗。尤其是小孩和老人，都把狗当作家里的成员，突然要求把自己养的狗打死，许多人家迟迟不肯。因为思想上的不认同和实际生活的需要，一些群众消极对抗，不愿意打狗。
滨海根据地开展“打狗运动”，民兵组织的“打狗队”因打狗和群众发生冲突，一个民兵和一个老大娘讲：“八路军打鬼子、打汉奸都是夜里行动，狗一叫，鬼子汉奸知道了，就会误事。”和群众讲这些事，一些群众还是不理解，仍不肯接受。
看到打狗效果不理想，《战士报》发表了文章，说“打狗运动”是政府的号召，狗叫影响部队的行动，会暴露我军的行踪，要求群众理解拥护。罗荣桓看到文章后，马上把《战士报》的陈社长找来，意味深长地说：“宣传为什么要打狗，不能只说为了便利部队夜间行动，要替群众着想，要从群众的利益出发。比方说，鬼子‘扫荡’时，也常常夜间出来，听见狗叫，就知道那里有村庄，顺着声音找来，老百姓就会遭殃。这样讲，老乡们更容易接受。”
罗荣桓讲得十分正确。打狗，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做好群众的思想工作，打通群众的思想关。为此，《大众日报》专门发文，告诉大家打狗的道理：因为有狗叫，躲在山沟里的民众很容易被敌人发觉；因为有狗叫，我们队伍的活动也易被敌人发觉，便不易把敌人打出去。这样讲打狗的道理，加上因为狗叫招来杀身之祸的事件不断发生，群众开始认识到打狗的重要性。
同时，通过发挥识字班等的作用，向群众通俗易懂地讲解打狗的道理，更容易让群众接受。许多地方村干部在妇女识字班里教唱一首《打狗歌》：“打狗不要再可怜，现在养狗讨人嫌；八路来了它乱叫，已成敌人的情报员。”
通过各种形象通俗的宣传动员，逐步解决了群众情感上不认同的难题，养狗的村民逐渐认识到，狗已成为敌人帮凶，不打狗，不仅八路军有损失，老百姓也遭殃。“打狗运动”得到了老百姓的理解与支持，逐渐发展成为根据地人民群众爱国保密的运动。
“打狗运动”打掉了敌人的“耳目”，保障了抗日斗争的秘密行动，减少了无谓伤亡，这是抗日战争时期人民群众拥护共产党、拥护八路军，用实际行动维护我党我军保密工作的生动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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