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是人类忠实的朋友,老百姓养狗,是用来看家护院的。可在抗战时期,沂蒙根据地却兴起了一场“打狗运动”,这是怎么回事呢? 在抗战时期,八路军面对装备优良的日本军队,只能依赖夜色的掩护与敌人展开作战。但当我军夜行军时,时常有狗叫,一叫就等于向敌人告密。尤其是在敌人据点较近的地方,我军一有动静狗就叫,当即就被敌人发觉。
因为狗充当了敌人“耳目”,给我军带来一些不应有的损失。在大青山突围战中,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省战工会、八路军第115师师部等机关被日军包围,虽经浴血奋战艰难突围,但当日伪军搜索时,许多狗叫暴露了我方人员藏身地,从而引来日军的搜捕杀戮。就连八路军第115师政委罗荣桓,也曾因为狗叫遇到险情。一天夜里,罗荣桓到费县开会,一行8人小心翼翼,生怕发出动静被鬼子发觉。起初一切顺利,谁知走到离敌据点500多米的地方,一条狗突然大叫起来,霎时间狗叫喧天,碉楼鬼子用探照灯一照,3名战士遭到敌人的扫射,倒在血泊里,罗荣桓只好绕道而行,躲过凶险。
面对这种情况,为保证抗日行动的隐蔽性,八路军想了很多办法,比如为了避免夜间行动暴露脚步声,用棉花包脚,但是我方人员到“堡垒户”家后,进屋闭门的声音不可能完全避免。由于狗的存在,无法保证隐蔽性、保密性。因为狗的嗅觉灵敏,有点动静就会狂叫不停。因而日伪汉奸常利用狗叫声来判断我抗日人员的踪迹,所以狗就成为敌人的“义务情报员”。诸多类似事件的发生,引起了罗荣桓的思考:老百姓养狗是传统习惯。但目前各地陆续传来狗叫为鬼子报信的坏消息,狗已经成为敌人的“耳目”,要和老百姓讲清楚,不打狗不行了,不打掉敌人“耳目”,军队和群众无谓的牺牲太大了。一天,罗荣桓召集陈光、朱瑞等人开会,提议要在根据地全面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开展一场打掉敌人“耳目”的运动,即“打狗运动”。
一开始,有些群众不理解为什么要打狗,有的认为打狗是不通情理。有的群众虽然理解打狗的原因,但仍然不愿意打狗。尤其是小孩和老人,都把狗当作家里的成员,突然要求把自己养的狗打死,许多人家迟迟不肯。因为思想上的不认同和实际生活的需要,一些群众消极对抗,不愿意打狗。
滨海根据地开展“打狗运动”,民兵组织的“打狗队”因打狗和群众发生冲突,一个民兵和一个老大娘讲:“八路军打鬼子、打汉奸都是夜里行动,狗一叫,鬼子汉奸知道了,就会误事。”和群众讲这些事,一些群众还是不理解,仍不肯接受。
看到打狗效果不理想,《战士报》发表了文章,说“打狗运动”是政府的号召,狗叫影响部队的行动,会暴露我军的行踪,要求群众理解拥护。罗荣桓看到文章后,马上把《战士报》的陈社长找来,意味深长地说:“宣传为什么要打狗,不能只说为了便利部队夜间行动,要替群众着想,要从群众的利益出发。比方说,鬼子‘扫荡’时,也常常夜间出来,听见狗叫,就知道那里有村庄,顺着声音找来,老百姓就会遭殃。这样讲,老乡们更容易接受。”
罗荣桓讲得十分正确。打狗,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做好群众的思想工作,打通群众的思想关。为此,《大众日报》专门发文,告诉大家打狗的道理:因为有狗叫,躲在山沟里的民众很容易被敌人发觉;因为有狗叫,我们队伍的活动也易被敌人发觉,便不易把敌人打出去。这样讲打狗的道理,加上因为狗叫招来杀身之祸的事件不断发生,群众开始认识到打狗的重要性。
同时,通过发挥识字班等的作用,向群众通俗易懂地讲解打狗的道理,更容易让群众接受。许多地方村干部在妇女识字班里教唱一首《打狗歌》:“打狗不要再可怜,现在养狗讨人嫌;八路来了它乱叫,已成敌人的情报员。”
通过各种形象通俗的宣传动员,逐步解决了群众情感上不认同的难题,养狗的村民逐渐认识到,狗已成为敌人帮凶,不打狗,不仅八路军有损失,老百姓也遭殃。“打狗运动”得到了老百姓的理解与支持,逐渐发展成为根据地人民群众爱国保密的运动。
“打狗运动”打掉了敌人的“耳目”,保障了抗日斗争的秘密行动,减少了无谓伤亡,这是抗日战争时期人民群众拥护共产党、拥护八路军,用实际行动维护我党我军保密工作的生动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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