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的春天，对我们全家来说，每一个春天的日子似乎都尝到了甜甜的味道。
让我的记忆中难以割舍的是1982年那个春天。
那一年春天农村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分田到户。听娘说分田到户的第二天，我爹把分到我家的独轮车收拾一番，到我本家编筐的大叔家去赊了4个果筐，给我娘说：“从今天开始我不再种地了，我还是去赶四集吧。我知道家里没有钱，你给我找杆秤再找个布包就行了。”
就这样，我爹从1955年的冬天推着独轮车推进汤河供销社，到27年之后的春天，又推起独轮车去集市上做小买卖，卖水果。我爹刚开始没有本钱进货，他赶到集市上以略低于市场价从别人手里赊货，卖完了给人家结账。就这样，我爹在那个春天里，不再两腿插到黄泥地里，他的破布书包里每天都在增加着人民币，由刚开始的1角、2角、5角的毛票占多数，逐渐发展到我爹给娘递到手里的5元和10元大票，这是过去近30年做梦也不敢想的事啊。
其实，那年分田到户后我家地里的小麦无论是长势还是收割以及接下来的夏种，和邻居们相比不仅不落后还很超前，这都源于我爹的智慧。他说：“我的长处不在种地上，有人在种地上有优势但他不会去做买卖，我赶集一天挣10元钱，拿出三五元钱让他们给咱帮忙种地，他们还很高兴。”
自从爹的小推车不再往黄泥地里推，而是早起晚归行走在赶四集的路上，我们家的生活迅速由温饱向更高质量转变。我的感受是最明显的，那时我在城里的一所中学读高中，每周六回家拿饭时，娘给我炒的咸菜里就有五花肉了，煎饼是全麦的，偶尔还给我放上一小捆油条或几个白面馍馍。临走时娘还给我不少于2元的零花钱，让我根据需要到食堂买菜改善一下生活，在此之前也是不敢想的。
1982年，爹和娘在那年的春天作做了一个更大胆的决定，我家开起了全村第一个代销店。过去我们村只有一个大队里办的代销店，现在形势变了、政策好了，爹和娘手里有些余钱，再加上过去的一点积蓄，下决心让二哥在经商的道路上试试水。现在想来，当时爹娘开这个代销店让二哥经营，更多的因素是让二哥有份种地之外的小生意，便于二哥找个媳妇好成家。
爹娘的苦心没有白费，二哥也够争气。最初代销店的全部资产也就是几百元，几年下来，二哥把资产壮大到过千元，不仅自己手中有了零花钱，也给自己找媳妇结婚成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84年春天到了尾声时，农历三月二十六那天我在济南收到了二哥的信。那时我与家里唯一联系的渠道就是通信，家里的每封来信我都十分珍惜，当然最想通过来信看到家里的喜讯。我打开这封来信，还没开始读就先看到了信纸里包着二哥和一位姑娘的合影照，我立即高兴得合不拢嘴，我知道二哥找到媳妇了，全家人牵挂的心终于落地了。放下照片，我赶紧阅读二哥的来信。二哥在信中告诉我两大喜讯：一是他和未过门的二嫂子于三月二十订婚了；二是一直想生个儿子的大姐如愿以偿，外甥于农历三月二十一降生，母子平安。可以说这封信给我带来的幸福感不亚于我考上大学，出门在外的人都盼着家里人过得好啊！
如果细数上世纪80年代一个又一个春天，那是满满的幸福记忆。二哥订婚结婚有孩子，二姐成家为人妻，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并把在大学里“骗”来的姑娘——我的小师妹领回临沂。我爹在赶四集有了一定的积蓄后，到洪瑞车站旁边摆起了水果摊。每个春天的周末，我骑车从县城回家，第一个落脚点一定是老爹的水果摊，给老爹递上我买的面包、烧鸡，而老爹会选个苹果或梨递到我的手中。
冯连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