沂河·名家丨红色荣耀

□魏然森专栏

小学一年级我是在母亲改嫁的村庄读的。教我的老师叫李志海，是抗战时期沂水县王庄一带最早的中共地下党员、宅科村第一任中共地下党支部书记李德的长子。2016年，我拍摄李德及其妻子张志桂养育八路军后代鲁生的纪录片《宅科的天空》时，曾去李老师位于县城东郊的家里采访过他，他没有一下子认出我，但是聊了几句后他马上想起来，并说起了我上小学一年级时的趣事，比如加入“红小兵”的故事。

“红小兵”是特殊年代取代少年先锋队的一种儿童组织。我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正是“红小兵”最吃香的时候。能够加入“红小兵”的孩子，必须是根红苗正的孩子。家庭出身有问题、社会关系复杂、父母犯过重大错误的孩子，都不能加入“红小兵”。凡是加入“红小兵”的孩子，就会发一个菱形的印有“红小兵”三个黄字的红色袖章戴在左胳膊上，这是一种莫大的红色荣耀，让人感觉十分威风和得意。

但是，第一批评选红小兵时，我们班80%的同学都入选了，我却没在其中。当时，李老师让全班同学举手表决，提到我时，我紧张得心脏怦怦直跳，结果全班三十多个孩子，只有五六个或是两三个举手的，这些举手的孩子还遭到了班干部的纷纷指责，其中班长的话最具打击性：“他是从黑路里来的孩子，俺娘说了，他原来的大大是地主，是剥削阶级，我们的‘红小兵’队伍里不能要这样的孩子！”

我的脑袋嗡嗡响，不敢抬头去看任何同学。我希望李老师能替我说句话，告诉他们我现在不是地主家的孩子，我们家现在是贫下中农，还是革命烈属。但是李老师并没有替我说话，现在想想他当时可能是不敢说，因为“红小兵”是有权批斗犯了路线错误的老师的，所以他只能同意班干部的意见，没让我加入第一批“红小兵”。

第一批“红小兵”评完以后，学校搞了一次游行活动，就是让孩子们戴上“红小兵”袖章，排着长长的队伍在村子里喊着口号走街串巷。宅科是一个沿河而居的狭长村落，“红小兵”队伍从河的北岸游行到村东，折回来走河的南岸回学校。这一去一回有三四里路，让当上了“红小兵”的孩子享尽了风光。

没戴上“红小兵”袖章的孩子也要跟着一起游行，虽然不只我一个，但我感觉心里特别不是滋味，好像偷了谁家东西被抓到了游街一般，甚是丢人现眼。

全村人都在路两侧围观，我看到母亲和几个婶子大娘也站家门口的老槐树下看热闹。假如母亲看到自己的儿子没有戴上“红小兵”袖章会是什么感受？母亲是最爱面子的人，她如何接受得了这最没面子的事呢？我心里乱七八糟地想着，不敢往队伍的两边走，只钻在人群里，努力低着头，尽量让别的孩子挡着我的胳膊，挡住我的脸。

这天中午放学我没敢回家吃饭，我怕母亲打我。下午放学我也是很晚才回家的，我仍然惧怕母亲打我。等我饿得实在熬不住回到家时，屋里已经亮起了油灯。母亲正和继父吵架。我听到母亲质问继父：“你们家不是贫下中农吗？你们家不是革命烈属吗？孩子到了你们家就是你们家的孩子了，为什么连个‘红小兵’也评不上？”

第二天早晨一上学，李老师就找我谈话：“你好好努力学习，多做好事，下一批‘红小兵’一定把你评上。”我一听，内心获得了巨大安慰，但也委屈得眼眶里充满了泪水。我说：“老师，我其实一直都在努力学习，一直都在做好事。”李老师拍拍我的头，说：“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才行，明白吗？”

从这一天开始，我更加努力地学习，更加积极地做好事。比如抢着擦黑板，抢着扫地，抢着到村里给孤寡老人烧水、扫院子。每次干完总要跑到李老师那里报告一声：老师，我又干什么什么好事了。

我好几个晚上睡不着，想着除了更加努力学习和做好事，还能做点什么才能让同学们都投我的票呢？我求助继父，他给了我一瓶钢笔水，说：“把这个给同学们都用用就行了。”我把钢笔水拿到班里，先让同桌用，再让周边几个同学用，最后全班同学就都用了。我很大方地说：“我们家有的是钢笔水，用完了我再回家拿。”

过了半个月或是更长时间，第二批“红小兵”在我漫长的等待中终于开始评选了。这一次，全班三十几名同学无一例外地都举手给我投票，我终于加入了梦寐以求的“红小兵”队伍。

又一次“红小兵”大游行开始了，我的左臂上戴着“红小兵”袖章，内心充满了骄傲与自豪。我故意往游行队伍的外沿走，让人们看到我手臂上那闪烁着巨大红色荣耀的“红小兵”袖章。

母亲和几位婶子大娘还是站在家门口的古槐下观看游行。我一眼就发现了她，她也一眼就发现了我，一瞬间里母子俩相互看一眼。母亲冲着身边的几个婶子大娘开怀而略带羞涩地笑了笑。我在这一瞬间里泪光闪闪，快乐得几乎要蹦起来，抬头挺胸更加用力地甩着胳膊往前走着，内心充满了对母亲、对老师、对同学甚至对自己的感激与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