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然森专栏
小学一年级我是在母亲改嫁的村庄读的。教我的老师叫李志海,是抗战时期沂水县王庄一带最早的中共地下党员、宅科村第一任中共地下党支部书记李德的长子。2016年,我拍摄李德及其妻子张志桂养育八路军后代鲁生的纪录片《宅科的天空》时,曾去李老师位于县城东郊的家里采访过他,他没有一下子认出我,但是聊了几句后他马上想起来,并说起了我上小学一年级时的趣事,比如加入“红小兵”的故事。
“红小兵”是特殊年代取代少年先锋队的一种儿童组织。我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正是“红小兵”最吃香的时候。能够加入“红小兵”的孩子,必须是根红苗正的孩子。家庭出身有问题、社会关系复杂、父母犯过重大错误的孩子,都不能加入“红小兵”。凡是加入“红小兵”的孩子,就会发一个菱形的印有“红小兵”三个黄字的红色袖章戴在左胳膊上,这是一种莫大的红色荣耀,让人感觉十分威风和得意。
但是,第一批评选红小兵时,我们班80%的同学都入选了,我却没在其中。当时,李老师让全班同学举手表决,提到我时,我紧张得心脏怦怦直跳,结果全班三十多个孩子,只有五六个或是两三个举手的,这些举手的孩子还遭到了班干部的纷纷指责,其中班长的话最具打击性:“他是从黑路里来的孩子,俺娘说了,他原来的大大是地主,是剥削阶级,我们的‘红小兵’队伍里不能要这样的孩子!”
我的脑袋嗡嗡响,不敢抬头去看任何同学。我希望李老师能替我说句话,告诉他们我现在不是地主家的孩子,我们家现在是贫下中农,还是革命烈属。但是李老师并没有替我说话,现在想想他当时可能是不敢说,因为“红小兵”是有权批斗犯了路线错误的老师的,所以他只能同意班干部的意见,没让我加入第一批“红小兵”。
第一批“红小兵”评完以后,学校搞了一次游行活动,就是让孩子们戴上“红小兵”袖章,排着长长的队伍在村子里喊着口号走街串巷。宅科是一个沿河而居的狭长村落,“红小兵”队伍从河的北岸游行到村东,折回来走河的南岸回学校。这一去一回有三四里路,让当上了“红小兵”的孩子享尽了风光。
没戴上“红小兵”袖章的孩子也要跟着一起游行,虽然不只我一个,但我感觉心里特别不是滋味,好像偷了谁家东西被抓到了游街一般,甚是丢人现眼。
全村人都在路两侧围观,我看到母亲和几个婶子大娘也站家门口的老槐树下看热闹。假如母亲看到自己的儿子没有戴上“红小兵”袖章会是什么感受?母亲是最爱面子的人,她如何接受得了这最没面子的事呢?我心里乱七八糟地想着,不敢往队伍的两边走,只钻在人群里,努力低着头,尽量让别的孩子挡着我的胳膊,挡住我的脸。
这天中午放学我没敢回家吃饭,我怕母亲打我。下午放学我也是很晚才回家的,我仍然惧怕母亲打我。等我饿得实在熬不住回到家时,屋里已经亮起了油灯。母亲正和继父吵架。我听到母亲质问继父:“你们家不是贫下中农吗?你们家不是革命烈属吗?孩子到了你们家就是你们家的孩子了,为什么连个‘红小兵’也评不上?”
第二天早晨一上学,李老师就找我谈话:“你好好努力学习,多做好事,下一批‘红小兵’一定把你评上。”我一听,内心获得了巨大安慰,但也委屈得眼眶里充满了泪水。我说:“老师,我其实一直都在努力学习,一直都在做好事。”李老师拍拍我的头,说:“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才行,明白吗?”
从这一天开始,我更加努力地学习,更加积极地做好事。比如抢着擦黑板,抢着扫地,抢着到村里给孤寡老人烧水、扫院子。每次干完总要跑到李老师那里报告一声:老师,我又干什么什么好事了。
我好几个晚上睡不着,想着除了更加努力学习和做好事,还能做点什么才能让同学们都投我的票呢?我求助继父,他给了我一瓶钢笔水,说:“把这个给同学们都用用就行了。”我把钢笔水拿到班里,先让同桌用,再让周边几个同学用,最后全班同学就都用了。我很大方地说:“我们家有的是钢笔水,用完了我再回家拿。”
过了半个月或是更长时间,第二批“红小兵”在我漫长的等待中终于开始评选了。这一次,全班三十几名同学无一例外地都举手给我投票,我终于加入了梦寐以求的“红小兵”队伍。
又一次“红小兵”大游行开始了,我的左臂上戴着“红小兵”袖章,内心充满了骄傲与自豪。我故意往游行队伍的外沿走,让人们看到我手臂上那闪烁着巨大红色荣耀的“红小兵”袖章。
母亲和几位婶子大娘还是站在家门口的古槐下观看游行。我一眼就发现了她,她也一眼就发现了我,一瞬间里母子俩相互看一眼。母亲冲着身边的几个婶子大娘开怀而略带羞涩地笑了笑。我在这一瞬间里泪光闪闪,快乐得几乎要蹦起来,抬头挺胸更加用力地甩着胳膊往前走着,内心充满了对母亲、对老师、对同学甚至对自己的感激与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