沂河·芳草丨父亲辞去公职当农民

新中国成立之初，父亲响应政府号召，积极参与公私合营，由走街串巷的小商贩变成了基层供销社职员，成了公家的人。这一步父亲是幸运的，他发自内心地感谢新中国。令人羡慕的身份变更激发了父亲很高的热情，积极学习业务知识，很快适应了拉车进货、站柜台卖货等流程，为老百姓提供热情服务。父亲先后在河东区汤河镇大坊坞、旦彰街、程子河工作过。每年逢山会大集，父亲的营业额都是最高的。父亲很珍惜这样的机会，也很热爱这份工作。

工作10年后父亲辞职当了农民，如此选择实属被逼无奈。那个年代像父亲这样一人在外工作，老婆孩子在农村的情况不是个例。上级有政策，就是在外工作的人每年向生产队缴纳一定数额的工分，保证其达到所在生产队的平均粮食水平。但这一政策在我们生产队不好使，娘带着3个未成年的孩子，已经比一般的家庭妇女出工多了许多，仍然得不到公平对待。麦收后分小麦，别人家里人均几十斤，我们家人均不足十斤，4口人分的麦子不满一箢子。父亲将这个情况通过其单位反映到乡里也未能解决。抗拒不了不公平的对待，父亲忍痛离开了自己热爱的曾令人羡慕也遭人嫉妒的岗位。

父亲辞职当农民的动机就是靠自己的力气，挣尽可能多的工分，获得应该得到的粮食，让一家人吃上饱饭。这个简单朴素的愿望也不易实现。

生产队劳动力单日最高挣10分，条件是能推独轮车。父亲回村时生产队独轮车的活早已安排完毕，父亲没有车子推，只给评了日工分9分，想多干活多挣工分也没有机会。有一年生产队盖房子，需要用小推车去莒南石料场运石头，推一趟记10分工，父亲天不亮就出发，一天跑了两趟。第一趟装车时石头将小腿碰了一个大口子，回村找赤脚医生抹了点红汞药水，撒上一点生肌散药面，包上纱布就继续推车。尽管受了伤，但是一天挣了20个工分，他很有成就感。猪圈挖出的肥料生产队依数量记工分，这是多挣工分的一个渠道。家里喂养了一头猪，父亲每天都会进猪圈打扫，将猪粪清理到坑里，再垫上一层干净土。这样一方面猪圈里环境整洁，防止猪生病；另一方面坑里积肥的速度加快，挖出来交给生产队可多记工分。夏秋季节，田野青草多，牲口就不再喂干草。生产队收青草喂牲口，多余的晒干作储备饲料。生产队记工员给每户发一张硬纸条子，记录各户上交青草的数量，季后依数量折算成工分，这是当时为数不多的按件计分的项目。夏天太阳毒气温高，中午休息时间长。人们多数是吃过午饭拿个蓑衣和蒲扇，到树荫下乘凉。父亲却利用这个机会去割草，在下午统一出工前，背着几十斤重的草筐回来。腰间用来擦汗的毛巾已经湿了又拧干了多次，上衣的后背部湿漉漉一片，边沿的汗水已结成白色的汗渍——青草换来的工分是名副其实的汗水结晶。割青草是父亲把别人树下乘凉的时间变成多挣工分的机会，但这样的机会少啊！

靠着超出常人数倍的付出，父亲累积了高于整劳动力的总分。父亲当农民的第一年，家里的状况有了明显的改观，年终决算时，从生产队分到不足10元钱，首次实现了不用倒贴钱（向生产队交钱）。全家人很高兴，一直独撑苦日子的母亲更是感慨。父母对未来的日子也有了更多的期待。

父亲回村的第二年，可谓天灾人祸齐至，地里产出的粮食减少，尽管再怎么努力挣工分，但是可供分配的总量有限，每个工（10个工分）不足一毛钱。粮食不够吃，我们就吃树叶子、吃野菜，煎饼糊糊里加糠。

村子里土地少，人均土地更少。随着人口的增长，矛盾更突出，工分挣得多了，吃饭问题仍然紧巴巴的。苦苦劳作了十几年，家里状况改观不大，离父亲期望的目标仍然遥远。冬雪天气生产队无活可干，一家人猫冬在屋时，父亲给我们分享他见到的外面的世界。其中一次就是父亲在供销社组织下到浙江帮助砍竹子，工作结束后去上海，那里大楼高汽车多，还有外国人……父亲讲：“你们将来有机会要走出村子，到城市里挣饭吃，去上海见识见识。”

后来，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动了乡村那一潭死水，村民从不敢信到半信半疑再到确信无疑，积极性得到了极大的释放，各自找到了用武之地。承包地种什么、怎么种、何时出工何时收工全由自己作主。人们关心的目标不是挣多少工分，而是承包地的产出。种地多余的劳动力自由发挥，外出打工成为出口，人们的思维出现新飞跃。父亲静观其变，确认新时代来临，以自己特长谋生活成为可能。父亲重新选择了自己喜欢又擅长的行当，成为一名经销瓜果的商贩。一个年过半百的老人，推着一辆崭新的独轮小推车，书写着时代的变迁。父亲先是推着小车赶四集，后来有了洪瑞车站旁的常摊。一贯的经商之道让他赢得了好声誉，挣钱不算多但满足感爆棚。他很喜欢坐在那里看看人、卖卖货、说说话的氛围。他感恩自己赶上了新时代，珍惜拥有的一切，给自己定的目标是小车不倒只管推，工作到永远……

1994年，一场大病终止了父亲前行的步伐，和他相伴相随的小推车也常驻在老宅里了。

作者：冯 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