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之初,父亲响应政府号召,积极参与公私合营,由走街串巷的小商贩变成了基层供销社职员,成了公家的人。这一步父亲是幸运的,他发自内心地感谢新中国。令人羡慕的身份变更激发了父亲很高的热情,积极学习业务知识,很快适应了拉车进货、站柜台卖货等流程,为老百姓提供热情服务。父亲先后在河东区汤河镇大坊坞、旦彰街、程子河工作过。每年逢山会大集,父亲的营业额都是最高的。父亲很珍惜这样的机会,也很热爱这份工作。
工作10年后父亲辞职当了农民,如此选择实属被逼无奈。那个年代像父亲这样一人在外工作,老婆孩子在农村的情况不是个例。上级有政策,就是在外工作的人每年向生产队缴纳一定数额的工分,保证其达到所在生产队的平均粮食水平。但这一政策在我们生产队不好使,娘带着3个未成年的孩子,已经比一般的家庭妇女出工多了许多,仍然得不到公平对待。麦收后分小麦,别人家里人均几十斤,我们家人均不足十斤,4口人分的麦子不满一箢子。父亲将这个情况通过其单位反映到乡里也未能解决。抗拒不了不公平的对待,父亲忍痛离开了自己热爱的曾令人羡慕也遭人嫉妒的岗位。
父亲辞职当农民的动机就是靠自己的力气,挣尽可能多的工分,获得应该得到的粮食,让一家人吃上饱饭。这个简单朴素的愿望也不易实现。
生产队劳动力单日最高挣10分,条件是能推独轮车。父亲回村时生产队独轮车的活早已安排完毕,父亲没有车子推,只给评了日工分9分,想多干活多挣工分也没有机会。有一年生产队盖房子,需要用小推车去莒南石料场运石头,推一趟记10分工,父亲天不亮就出发,一天跑了两趟。第一趟装车时石头将小腿碰了一个大口子,回村找赤脚医生抹了点红汞药水,撒上一点生肌散药面,包上纱布就继续推车。尽管受了伤,但是一天挣了20个工分,他很有成就感。猪圈挖出的肥料生产队依数量记工分,这是多挣工分的一个渠道。家里喂养了一头猪,父亲每天都会进猪圈打扫,将猪粪清理到坑里,再垫上一层干净土。这样一方面猪圈里环境整洁,防止猪生病;另一方面坑里积肥的速度加快,挖出来交给生产队可多记工分。夏秋季节,田野青草多,牲口就不再喂干草。生产队收青草喂牲口,多余的晒干作储备饲料。生产队记工员给每户发一张硬纸条子,记录各户上交青草的数量,季后依数量折算成工分,这是当时为数不多的按件计分的项目。夏天太阳毒气温高,中午休息时间长。人们多数是吃过午饭拿个蓑衣和蒲扇,到树荫下乘凉。父亲却利用这个机会去割草,在下午统一出工前,背着几十斤重的草筐回来。腰间用来擦汗的毛巾已经湿了又拧干了多次,上衣的后背部湿漉漉一片,边沿的汗水已结成白色的汗渍——青草换来的工分是名副其实的汗水结晶。割青草是父亲把别人树下乘凉的时间变成多挣工分的机会,但这样的机会少啊!
靠着超出常人数倍的付出,父亲累积了高于整劳动力的总分。父亲当农民的第一年,家里的状况有了明显的改观,年终决算时,从生产队分到不足10元钱,首次实现了不用倒贴钱(向生产队交钱)。全家人很高兴,一直独撑苦日子的母亲更是感慨。父母对未来的日子也有了更多的期待。
父亲回村的第二年,可谓天灾人祸齐至,地里产出的粮食减少,尽管再怎么努力挣工分,但是可供分配的总量有限,每个工(10个工分)不足一毛钱。粮食不够吃,我们就吃树叶子、吃野菜,煎饼糊糊里加糠。
村子里土地少,人均土地更少。随着人口的增长,矛盾更突出,工分挣得多了,吃饭问题仍然紧巴巴的。苦苦劳作了十几年,家里状况改观不大,离父亲期望的目标仍然遥远。冬雪天气生产队无活可干,一家人猫冬在屋时,父亲给我们分享他见到的外面的世界。其中一次就是父亲在供销社组织下到浙江帮助砍竹子,工作结束后去上海,那里大楼高汽车多,还有外国人……父亲讲:“你们将来有机会要走出村子,到城市里挣饭吃,去上海见识见识。”
后来,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动了乡村那一潭死水,村民从不敢信到半信半疑再到确信无疑,积极性得到了极大的释放,各自找到了用武之地。承包地种什么、怎么种、何时出工何时收工全由自己作主。人们关心的目标不是挣多少工分,而是承包地的产出。种地多余的劳动力自由发挥,外出打工成为出口,人们的思维出现新飞跃。父亲静观其变,确认新时代来临,以自己特长谋生活成为可能。父亲重新选择了自己喜欢又擅长的行当,成为一名经销瓜果的商贩。一个年过半百的老人,推着一辆崭新的独轮小推车,书写着时代的变迁。父亲先是推着小车赶四集,后来有了洪瑞车站旁的常摊。一贯的经商之道让他赢得了好声誉,挣钱不算多但满足感爆棚。他很喜欢坐在那里看看人、卖卖货、说说话的氛围。他感恩自己赶上了新时代,珍惜拥有的一切,给自己定的目标是小车不倒只管推,工作到永远……
1994年,一场大病终止了父亲前行的步伐,和他相伴相随的小推车也常驻在老宅里了。
作者:冯 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