沂河·名家丨时光切割的记忆（上）

冯连伟专栏

过去的日子都是记忆，或多或少，或深或浅，说说过去经历的事都是回忆，或酸或甜，或苦或辣。

走过人生的大半程，经过岁月的磨砺淘洗，从懵懂无知的孩童到长成青涩天真的少年，从意气风发的青年到放下身段沉得住气的中年，直到今天走向耐得住寂寞的老年，一步一步留下的足迹，都成为被时光一寸寸切割的记忆。

春天来了，说说过去春天的故事。

上世纪70年代，整个国家还是人民公社化年代，对故乡广大的农民来说，早上起床后听着生产队长敲响的上工的铃声，匆匆奔向集合地点，听生产队长对当天劳动的安排，然后有的推起独轮车，有的去牵牛，有的扛起锄头……

那时，娘在大年初一吃饺子的时候，对全家人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年好过、春难熬”。一年又一年，我终于理解了娘口中的“春难熬”是指的家中粮食短缺，娘犯愁该如何让一家人在春天不饿肚子。

记得那时家里只有3间草屋，我和哥哥住在位于西侧的那间屋，我们习惯地称为西屋，这也是家中存粮食的房间。盛麦子和其他杂粮的是瓦缸或瓷缸，盛地瓜干的是囤。我们家一日三餐的主食以地瓜干糊豆、地瓜干煎饼为主，但仅能勉强维持温饱。那时我最大的梦想是经常喝碗猪肉汤、吃上两个白面馍馍或几碗白花花的大米干饭，如果早上再能如愿吃上一根油条、两个鸡蛋，那就是神仙般的生活了。

一个年代的春天留给我的记忆尽管切割成了一个个碎片，还是拾起一个又一个，个个碎片都是满满的回忆。最难忘的当属1973年的春天，我们家拥有了一辆上海产的永久牌自行车。

那年春天的一个晚饭后，大哥忐忑不安、小心翼翼地给爹娘汇报了一件大事，他有一个同学要举家搬去东北，同学家有一辆自行车，问他要不要，如果要的话可以不高于100元的价格卖给他。

大哥汇报的这件事在全家立即掀起了“惊涛骇浪”。

大哥那时是全村读高中的两名学生之一，而且是当时冯氏家族唯一在读的高中生，身负整个家族的希望。

听娘说，那时和大哥一起读小学的大约有20人，读初中的时候还剩下4人，读高中时只剩下两个人。大哥读小学的时候，他的伙伴们纷纷退学回家帮着爹娘照顾弟弟妹妹，或是到生产队干点零活一天挣几个工分，似乎农民的孩子没想着有什么大出息，会写自己的名字之外再多认几个字就可以了。我爹也就大哥是否继续上学和娘商量过，我娘的态度坚决且清晰，娘对爹说：“你就是吃了睁眼瞎的亏，难道还让孩子再吃这亏吗？只要孩子想继续上学，再难也要供他读下去。”

上世纪50年代，我爹在国家公私合营时到汤河供销社成了一名国家公职人员。到了60年代，三年经济困难国家精简公职人员时，我爹因为不识字，第一批就被动员精简下来，回生产队当了一名牛倌。我爹的过山车般的经历更加凸显了大哥作为当时冯家唯一的一名高中生在整个家族的地位。

经过爹娘一夜反复讨论，决定不惜一切代价把这辆自行车买回来。因为在那个买肉、买布、买粮都用票的年代，如果不抓住这次机会，以后即使攒足了钱，也不知何时才有机会能弄到购买自行车的车票。

买的意见确定下来，剩下的就是筹钱。我们家族的族长是我大伯。大伯和我爹一母同胞，父母去世得早，我爹之所以能够娶上我娘并有了这一家人口，大伯功不可没。作为族长，大伯在全家的大事上有无可替代的发言权和威望。当我的爹娘给我大伯汇报了购买自行车的事后，得到了大伯的大力支持。他发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帮爹娘将自行车款筹足。不久后的一天，我爹和大哥一起从大哥同学家把这辆自行车推回来了。

这也成为那年春天冯家在全村最有影响力的大事件。

后来，大哥骑着这辆自行车以优异的成绩高中毕业，此后成为大队里的民办老师，两年后成为坊坞管理区的团总支书记，给冯氏家族争了光。隔了两年后，大哥又接到了汤河公社党委的调令，骑着这辆自行车进了公社党委大院；又是两年后，大哥终于把这辆自行车长期地放在了家里，让我和二哥、二姐一起骑着上学、走亲戚，因为大哥成为了恢复高考制度后我们村的第一个大学生，这也让冯家的祖坟上冒了青烟，放了万响鞭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