沂河·名家丨咸菜缸里的腌肉

现在的孩子或许知道咸菜缸，也知道腌肉，但如果把咸菜缸和腌肉联系到一起，特别是这腌肉是在咸菜缸里腌制的，可能感觉不可思议。这是事实，因为在我小时候，我娘就在咸菜缸里腌肉。

那是20世纪70年代某年夏季的一天上午，很少来客人的我家院子里，非常热闹，我当年还是个穿着开裆裤满街跑的顽童。过后我知道那天是给大姐定亲的，我未来的姐夫和他的家人第一次登我家的门，我家自然要倾尽全力招待。

记得在这之前，我大伯大娘已经在我家的堂屋里开了多次筹备会了。我爹很少发言，因为家里的大事他从来不参与决策，甘愿扮演执行者和落实者的角色，家族里的大小事由我大伯最后拍板，我们家的大小事由我娘最后一锤定音。

重要的客人来了，尽管生活贫穷，上桌的菜还是要准备四碟八碗。我大伯虽然是冯家的族长，但他也是个厨子，村里有红白喜事时，他有时是管事的，有时就是做菜的大厨。我姐定亲这么大的事，他的角色肯定是管事的而不是做菜的，但做什么菜他是有发言权的。

至今我还记得我大伯问我娘的一句话：“老二家（我爹排行老二）的，亲家第一次上门，上桌的菜不能太差了，不然咱闺女进了门抬不起头啊！白鳞鱼是一个菜，这鱼就挂在你家梁头上，不用多说了；杀只公鸡，炒个鸡蛋，上集上再买点从河里逮的小鱼小虾，剩下的就是猪肉炒青菜，只要有猪肉，可用来兜底，缺几个菜就炒几个菜。”

我娘当时非常自豪、非常自信地给我大伯说：“过年的时候我就考虑了，（生产）队里分的肉让我切了一半放在咸菜缸里腌着呢，有好几斤，够用的。”

大伯听了娘的话后，站起身深深地抽了一口旱烟，边往屋外走边说：“这就好办了，有肉就好办了。”

其实，我娘并不是只有我大姐定亲的那一年才把猪肉腌在咸菜缸里。每年春节，她都要把生产队分的肉分成几份，有的是给姥爷姥姥的，有的是我们自己家过年吃的，另外一定有一份她要放在咸菜缸里的。这一块或大或小的肉会在咸菜缸里腌制很长时间，什么时候吃，一次吃多少，一切都是动态的，要根据家里来客人的情况和经济条件的变化来决定。

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公社改回了乡（镇），大队也改回了村，我家所在的第一生产队改成村民小组，原来几十年的集体资产从农具到耕牛全部分给了农户。集体资产虽然归零了，但各家各户却有粮食吃了，有肉吃了。不单单是住上瓦房喝上肉汤了，生活水平也逐年提高，由吃肉吃肥的到吃肉吃瘦的，由吃肉吃瘦的到吃肉要讲究形式，重要客人来或娶妻嫁女这些大喜事，上桌的菜不再单单四碟八碗，那是要讲究上个“三大件”“四大件”的。我也吃过几次“大席”，其中桌上的一个“大件”就是“猪肘子”，这一个猪肘子大约三斤，再加上一碗“猪肉片子”。还有一“大件”，号称“参底子”，海参没见到，木耳看到了，其他都是炸的猪里脊肉。粗估一下，这一桌菜，总得用七八斤猪肉，超过人民公社时期过春节时一个中等农户分的猪肉总量。

娘活着的时候，我有时还给娘聊起她在咸菜缸里腌肉的事。娘说：“儿啊，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人穷的时候还又要面子，咸菜缸里有那一块肉，娘心里不慌。家里来了客人，总有一盘菜是带肉的，不管人家吃多吃少，没有说咱慢待人家，那都是过穷日子逼的啊。现在从咸菜缸里捞出来的肉做了你们都不愿吃了。现在过的是什么日子？天天都是过年，这种好日子来了，人还是别忘本啊。顺的时候要想到有不顺的时候，太阳高照的时候要想到有下雨的时候，过日子就应该这样。”

娘那一代人吃了我们这些后辈没吃过的苦，她经常对我们说：“我是从钢眼里拔出来的。”我最初对娘这句话很不理解，后来却理解她了。娘80岁以后，生活在农村老宅里，我和媳妇每到周末都回老宅陪娘住一宿，吃过晚饭就听娘讲过去的故事，听她讲在那艰难的岁月里，是如何一步步艰难地把我们姊妹带大成人的。

到今年，娘已走了9年了，娘在咸菜缸里腌肉的事早已经成为过去。和娘聊聊天，听她讲讲过去的故事也成为再也不能实现的奢望。

咸菜缸里腌肉这是真实的事，也成了特定年代的记忆。

娘已作古，但我还是会想起咸菜缸里腌肉的事，因为谈起这件事，娘说的那句话还不时地会回响在我的耳畔：“好日子来了，人还是不能忘本啊。”
冯连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