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雷抒雁的《麦天》,久违了的亲切一点点弥漫而来,勾起了许多沉潜已久的记忆。雷先生的笔下,麦天忙碌而美好。饱含着收获的喜悦和浓浓的亲情,给我们勾画的“夏收乐”风情画卷恬淡而美丽。和雷先生描绘的关中麦天不同,忆及老家的麦收,涌起的却是复杂得多的难以平静的思绪。
生产队时的麦季,官方说法叫“三夏大忙”,人人风风火火,到处热火朝天。广播播放着“三夏大忙”的消息,声音动听而优美。小孩们少了忙乱的大人的管束,倒多了热闹和欢乐。平展展、金灿灿的麦地里,社员们一字排开,抡镰挥汗割麦子。小路上,男劳力拉着垛得高高的麦车往打麦场送,各生产队养牛喂猪的,忽闪忽闪挑着大筲往地里送滚开的茶水。打麦场里,有人吆喝着牛或驴拉着碌碡打麦,有人在扬麦,还有的在垛麦瓤。再往后,打麦改成用拖拉机拉着碌碡打,很快又用上了打麦机。打麦机占用场地少,还可以昼夜不停地干。夜晚,灯火通明的打麦场成了小孩子的乐园。有的拉着平常难得上手的平车转着圈飞奔,有的在还未堆垛的麦瓤里打滚,有的兴奋地在摇曳的灯光里追逐喊叫、跑来跑去。半夜了,打麦机嗡嗡的声音传进家家户户,大人在丰收的梦里踏实地酣睡,小小的我听了,竟然兴奋不已。
分田到户之后,一家一户分了一条条、一块块的责任田,从四平八稳的集体到自谋生计的个体,父母的心态有了变化。尤其是麦收时节,惟恐落在人后,惟恐下雨小麦烂在地里,一有风吹草动,就心急火燎,恨不得一下子把所有的活干完。父母每天天不亮就起床,一边催叫着我们,一边收拾干活的用具。这个时候,我正困得眼都不想睁,对父母的催促非常抵触,很不情愿起这么早。天气又热又闷,地里密不透风,扬起的尘埃漂浮在天空,远处灰蒙蒙一片。胳膊被麦芒戳得一道一道的红,腿腰一会儿就疼得受不了,进度也被父母和姐姐远远甩在后面。虽然从小就烧火搂草拾瓜干,但尚不经事的我,一下子面对这种紧张和高强度的劳动,自然就生发出烦躁、排斥和不快。
上高中后,长了身体和力气,也磨炼出意志和担当,再也不为干活犯愁了。此后多年,在外上学、参加工作,少有参与麦收的时候。直到婚后稳定下来,才又一次回家帮年迈的父母割麦。周末蓬头土脸兴冲冲地回来,老婆心疼不已,我却甘之如饴。再往后离家远了,工作越发地忙,便与麦收渐行渐远。但不时跃入脑海的有关麦收的印记,却越发地清晰而美好起来。小学时帮生产队拾零麦,正仰首找寻云霄里呼朋引伴的鸟儿,一群高年级女生唱着“猪啊羊啊,送到哪里去,送给那英勇的八呀路军”,高高挥举着麦把雄赳赳列队而来,蓬勃的青春朝气,令人久久难以忘怀。下来新麦,家里杏树上成串的麦黄杏也起了高原红,家家都要烙麦煎饼、蒸馍馍或卷子,犒劳犒劳自己。麦煎饼白中带黄,散发着诱人的麦香,比地瓜煎饼不知要好吃多少倍。出嫁的大姐回来帮助割麦,全家如过节般高兴。拉着满车的麦子回家,月亮升起来了,杨树哗啦作响,清凉的晚风把一天的劳累和燥热吹得烟消云散。高考那年的初夏,走在村南上学路上,看着大片金色的麦野,郁郁葱葱的绿树,远处青青的南山,第一次觉得,明丽清秀的家乡也可以美如画。
1998年的麦收刚过,母亲身体查出大问题。被噩耗击懵的我,没敢告诉父亲,先是和老婆一路哭泣着找就近的二姐,再一起哭着到大姐家去。大姐家是平原地,麦熟晚,正和姐夫忙着收麦。母亲病后,怀着巨大的苦痛和愧疚,我尽可能地多回家,或让老婆骑着自行车上坡爬崖单独回家送药。第二年麦收回家时,父母种的麦子已在姐姐们的帮助下收拾完了。当年打了1500斤小麦,是收成最多的一年。但母亲最终没能撑到过年,腊月里还是离开了我们。母亲去世后,父亲减少了种地面积,我便再也没有专门为了麦收回家过一次。1999年父母都在的麦收,就成了关于割麦的最后的记忆。
王守岭